1944年3月，晋察冀军区司令部一份加急的电报送到了兵工厂负责人杨锡仁手中。
电报上的字迹可能是因为信号断续而有点模糊，但“速调5万发子弹”7个字却像烧红的烙铁，深深烫进了他的眼睛。
此时窗外，太行山早春的风依然凛冽，吹过简陋厂房时发出呜呜的声响，像是无数个叹息。
杨锡仁的目光从电报移到桌上摊开的账本：黄铜库存：37斤。这个数字其实他早就已熟记于心，但是每次看见后心头还是会狠狠一沉。
37斤的黄铜库存，如果按兵工厂现有工艺，最多最多只能能生产800发子弹。而前线目前急需要的是5万发。
“厂长，3团的运输队已经在路上了，说是明天一早就来取弹药。”年轻的警卫员小陈推门进来，带进一股寒气说道：“咱们仓库里现在能调拨的子弹，只有1200发。”
杨锡仁听完后没有抬头，他把手指在算盘上无意识地滑动着。算珠碰撞的声响在寂静的房间里格外清脆，每一次碰撞都像是在计算生与死的距离。
事实上，八路军兵工厂的困境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自从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就已经开始。
1939年后，由于日军对抗日根据地实行严密封锁后，一切战略物资，尤其是制造军火的原材料都被严格控制。黄铜这种制造子弹壳的关键材料，此时成了比粮食更为稀缺的物资。
“咱们现在主要靠3种方式获取子弹。”老技工陈师傅后来回忆时会竖起3根手指说道：“一是战场缴获，但这要看运气，二是复装子弹，把用过的弹壳捡回来重新装填，三才是自己造新子弹。”

算盘声戛然而止。
杨锡仁猛地抬起头，眼里血丝暴起。他抓起桌上的账本狠狠拍在桌上，纸张哗啦作响。
800发加1200发。满打满算两千发。距离5万发的缺口，差着整整25倍！
这不是数字的差距。这是前线弟兄们用血肉之躯填不满的窟窿！

复装子弹听着简单。实操起来，能把人逼疯！
捡回来的弹壳，十有八九都瘪了、裂了、炸膛变形了。得用小锤子一点点敲圆，用锉刀慢慢修边。好些技工的手指磨出了血泡，血泡破了结成茧，茧子又磨出了新口子。
更要命的是日军的扫荡。他们跟疯了一样，打完仗第一件事就是抢弹壳。有次冀中军区的民兵小队，为了捡一箱弹壳，在野地里趴了两天两夜，最后还是被日军的巡逻队发现。三个小伙子，就这么没了！
战场缴获？更是撞大运。1944年开春的冀西反扫荡战，3团拼光了两个连，才从日军手里缴获了三千发子弹。这点家底，还不够一个冲锋消耗的！

有人说，那就造新子弹啊！
说这话的人，肯定没见过当时的兵工厂。
没有黄铜，拿什么造弹壳？
杨锡仁红着眼眶下了死命令：全工厂动员！砸锅卖铁也要凑铜料！
命令传下去的第二天，奇迹就来了。
附近村庄的老百姓，挑着担子往兵工厂跑。
老大娘颤巍巍地递过来一个铜烟锅，那是老伴儿传下来的念想。小媳妇红着脸抱来一个铜盆，那是她的嫁妆。就连村里的孩子们，都把藏在墙缝里的铜元掏了出来，一个个攥得手心冒汗。
陈师傅把自己用了半辈子的铜卡尺捐了。小陈更狠，直接把祖传的铜锁砸了，那锁上还刻着他爷爷的名字！
这些零零碎碎的铜器，堆在厂房里像一座小山。看着这些东西，杨锡仁的眼泪差点掉下来。
这哪是铜啊！这是老百姓的心啊！

可新的难题又冒出来了。
杂铜熔点不一，造出来的弹壳容易变形。
陈师傅带着几个老技工，三天三夜没合眼。他们把煤炉的温度精确到了手指头能摸的程度，把杂铜反复提纯，硬是琢磨出了“分层熔铸”的土法子。
造出来的子弹，威力确实比原厂的差一点。但枪枪能响，颗颗能打！
运输队来的那天，厂房里堆着整整4万8千发子弹。
看着战士们喜极而泣的样子，杨锡仁笑了。笑着笑着，眼泪就流了下来。

现在有些影视剧，把抗战时期的兵工厂拍得跟玩似的。好像随便找个破屋子，就能造出飞机大炮。
纯属瞎扯！
他们不知道，一颗子弹背后，是技工们熬红的眼睛。是老百姓捐出的传家宝。是战士们用命换来的每一次缴获。
1944年的太行山，没有先进的设备，没有充足的原料。有的，只是一群中国人的骨头！
这群人的骨头，比黄铜还硬！比钢铁还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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