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越南大将文进勇率领40万大军进攻柬埔寨，胜利的他信心大增，在两年之后甚至扬言要进攻中国。 这种从胜利走向狂妄的剧本在历史上并不少见，但发生在冷战时期的东南亚，背后牵扯的大国博弈让整个事件变得更加复杂。 文进勇当时可能觉得，拿下柬埔寨不过是实现“印度支那联邦”梦想的第一步，却没料到这步棋直接把越南拖进了泥潭。 1975年西贡战役结束后，文进勇作为北越的攻坚总指挥，确实享受了胜利者的荣光。 当时越南民众夹道欢迎的场景，让他和黎笋政权产生了一种错觉，以为凭借军事力量就能掌控整个中南半岛。 本来想借着战胜美国的余威巩固地位，后来发现权力的欲望一旦膨胀，就很难停得下来。 这种心态下，1977年的柬埔寨战争成了必然，40万大军14天攻陷金边的速度，进一步冲昏了河内的头脑。 苏联的态度在当时起到了关键作用。 1978年《苏越友好合作条约》签订后，越南仿佛找到了靠山，觉得有了莫斯科的支持就可以为所欲为。 但他们没注意到，苏联驻越大使私下向克里姆林宫提交的报告里明确写着“越南的冒险不可取”。 这种表面支持实则观望的态度，让越南在后来的冲突中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 把国家命运寄托在别人的承诺上，本身就是一种危险的赌博。 中国的反制措施来得又快又准。 1978年7月撤回所有援越专家，这步棋直接击中了越南的软肋。 要知道，当时越南很多工矿企业都是中国援建的，专家一走，生产立马陷入停滞。 更重要的是，邓小平1979年1月访美期间的谈话，已经释放出明确信号。 美国卡特总统图书馆的档案显示，邓小平当时提到“教训越南”时语气坚定，这让河内的决策者们不得不重新评估局势，但为时已晚。 谅山战役成了整个事件的转折点。 解放军攻克谅山市区后，越南316A师被围歼，根据越军总参谋部战后报告，这场战役的损失远超预期。 文进勇视察北江省煤矿基地时，看到的是一片焦土，那些曾经由中国援建的设施如今成了废墟。 经济上的打击同样致命，联合国亚太经社理事会的报告显示，1978年越南对华贸易额骤降92%，这对本就脆弱的越南经济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黎笋政权当时驱赶15万华人的政策，现在看来完全是自断臂膀。 这些华人大多从事商业和手工业，他们的离开让越南的经济活力大打折扣。 更严重的是，这种做法彻底破坏了中越两国的传统友谊，也让国际社会看清了越南扩张主义的本质。 1979年5月联合国安理会关于中越冲突的投票中，虽然苏联动用否决权阻止了决议通过，但国际舆论的天平已经开始倾斜。 文进勇晚年在接受越南电视台采访时罕见道歉，说“我对不起那些死于非命的年轻人”。 这句话背后，是整个国家用十年战乱换来的教训。 对比武元甲将军1978年“中国不可战胜”的预言，就能看出战略眼光的差距。 越南当时如果能保持清醒，专注国内建设而不是对外扩张，或许会是另一种结局。 如此看来，小国在大国博弈中最忌讳的就是误判形势。 越南当时既高估了自己的军事实力，又错判了苏联的支持力度，同时低估了中国捍卫国家利益的决心。 这种三重误判最终导致了严重的后果，不仅让国家陷入长期战乱，还错过了战后发展的黄金期。 历史总是在不断重复类似的故事，文进勇和他的时代已经过去，但留下的教训值得深思。 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如果脱离现实，一味追求扩张，最终只会自食恶果。 更何况，在复杂的国际局势中，背信弃义从来都不是明智之举，尊重邻国、互利共赢才是长久之道。 文进勇的忏悔或许来得太晚，但对后来者来说，这声道歉里藏着比战争本身更深刻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