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18岁的徐雯波捂着肚子，找到了同学的爸爸张大千，说：“我好像有了。”谁都没想到，这位48岁的大画家听完，只说了一句：“那我就娶你。”这一下，家里家外，全都炸开了锅！   这桩婚事，第一个跳出来反对的，是徐雯波的姑妈。她辛辛苦苦把侄女拉扯大，眼看要嫁给一个比自己年纪还大的男人，当场就崩溃了。   张大千也没办法，干脆把画案搬到姑妈家门口，天天在那儿画画，不说话，就用画笔磨。最后，孩子都有了，姑妈也只能叹着气点了头。   可家里这关，更难过。二太太黄凝素气得拿起尺子就往张大千身上抽，这位大画家被打得离家出走。   黄凝素跟了张大千一辈子，从15岁就进了张家门，最好的年华都耗在这了，怎么也咽不下这口气。   最后，她心一横，拿着分到的家产，搬出了张家大院，选择了离婚。   女儿张心瑞也懵了，自己的同窗闺蜜，转眼就成了小妈，这让她怎么接受？很长一段时间，她跟父亲的关系降到冰点。   说到这，你可能觉得徐雯波心机深，其实事情没那么简单。   时间倒回1943年，那天张大千正在画室里头疼，怎么也找不到灵感。女儿张心瑞带着同学徐雯波敲开了门。   张大千一开门，本来被打扰的火气一下就没了，眼前的姑娘清秀水灵，让他印象很深。   那时候的徐雯波，还是个十几岁的小姑娘，跟所有同学一样，对这位大画家父亲充满了崇拜。她求着张心瑞带她来，就是想亲眼见见大师。   后来，她提出想拜师学画，张大千半开玩笑地说了句：“你要是做了我的徒弟，可就不能做我的老婆了。”谁知道，一句玩笑话，后来竟成了真。   从那以后，徐雯波就成了张家的常客。她跟张心瑞一块儿临摹画作，也常在一旁安安静静地看张大千作画。   战争年代，空袭警报一响，大家就往防空洞里钻。徐雯波常借住的姑妈家正好有防空洞，这就给了他们更多相处的机会。   在昏暗潮湿的洞里，张大千会随口讲些画画的道理，讲勾线、讲设色，这些话在别人听来是闲聊，但在徐雯波心里，却像是点亮了她整个世界。   少女的崇拜，慢慢就变了味儿。   1947年，48岁的张大千和18岁的徐雯波正式办了婚礼。婚礼不大，但张大千亲手画了一幅仕女图送给新婚妻子，画里的女子眉眼间全是徐雯波的影子。   好日子没过两年，时局就变了。   1949年，张大千决定离开大陆，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只弄到三张机票。带谁走？成了天大的难题。家里妻妾子女一大堆，手心手背都是肉。   最后，张大千决定带上徐雯波，还有二太太黄凝素生的三岁女儿张心沛。而他跟徐雯波刚出生还在襁褓里的亲儿子张心建，却被留了下来，托付给了亲戚。   这一走，就是一生。被留下的儿子张心建，命运坎坷。他先是被寄养在亲戚家，后来又被送到张大干的原配夫人曾正蓉那里。   虽然曾夫人待他不薄，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大画家张大千的儿子”这个身份，给他带来了数不清的麻烦和歧视。   21岁那年，当张心建从报纸上看到，远在海外的父母生活优渥，在巴黎举办盛大画展，父亲身边站着年轻漂亮的母亲，他彻底崩溃了。   那种被抛弃的感觉，像毒蛇一样啃食着他的心。最终，他选择了卧轨，结束了自己短暂又痛苦的一生。   而在海外漂泊的徐雯波，也从一个不谙世事的小姑娘，迅速成长起来。她跟着张大干从香港到印度，再到阿根廷、巴西、美国，最后定居台湾。   她学着操持家务，打理画室，每天天不亮就起来为丈夫磨墨、调色、铺纸，把一切都安排得妥妥当当，好让张大千能一门心思地画画。   她成了他生活里离不开的拐杖，也成了他艺术里最重要的灵感。1952年，张大千在阿根廷收到了徐雯波寄来的家书，信里满是思念。   他大为感动，提笔画下了传世名作《忆远图》，画上题着“云山万重，寸心千里”，这幅画后来被看作是他们爱情的见证。   1956年，张大千在巴黎办画展，徐雯波一身古典旗袍陪同出席，她的东方韵味惊艳了整个巴黎艺术圈。连毕加索见了她都赞不绝口。   张大千后来开心地说：“我这次画展能成，多少是沾了我太太的光。”一高兴，他把展出的30幅精品画作，全都送给了徐雯波私藏。   时间慢慢抚平了旧日的伤痕。   1963年，张大千终于和女儿张心瑞在香港重逢，隔了整整18年。他看着眼前已经36岁的女儿，忍不住老泪纵横，喃喃地问：“儿今几岁？”   父女间的坚冰，在那一刻彻底融化。徐雯波也陪在一旁，当年的尴尬和隔阂，早已被岁月冲淡。   1983年，张大千在台北病逝，享年84岁。生命的最后一刻，是徐雯波一直陪在他身边。   他走后，徐雯波移居美国，深居简出，默默整理丈夫留下的画作和资料。   有人说，徐雯波用一生换了一场传奇。   可这场传奇的背后，是一个被留下的儿子的悲剧，是一个被抛弃妻子的凄凉晚景，也是她自己从青春少女到白发老妇的漫长孤寂。   这段从仰慕开始，交织着愧疚、牺牲和荣耀的感情，到底值不值得，恐怕只有她自己心里最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