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倪匡伪造多种公章、证件、介绍信，由内蒙古畏罪潜逃至广州，七月间偷渡至澳门，最终逃到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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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深冬，内蒙古荒原上的寒风能割透最厚的棉袄。

一个叫倪亦聪的年轻人，此刻正蜷缩在运煤火车的货厢角落。

他身下是冰冷的煤炭，怀里紧揣着几张自己伪造的证件。

车厢外是望不到边的黑暗，只有铁轨规律的撞击声提示他正在远离，远离那个他因为拆桥烧火取暖而惹上大麻烦的地方，远离他熟悉的一切。

这趟盲目的南行，开启了一段连他自己都未曾料想的人生。

倪匡的少年时代在上海度过。

他从小就不是个安分守己的学生，但对书本却有着超乎寻常的痴迷。

家里能找到的旧小说，从《七侠五义》到《红楼梦》，都被他翻烂了。

这份对故事的狂热，像一粒深埋的种子，在多年后那片完全陌生的土地上，意外地破土而出。

当他揣着假证件，几经周折终于站在香港的街头时，眼前的景象让他茫然。

高楼、霓虹、嘈杂的广东话，一切都与内蒙古的苍凉或上海的市井截然不同。

生存成了唯一的问题。

他钻进闷热的塑胶厂，在熏人的气味和机器的轰鸣声中，重复着单调的劳作。

晚上，则和几十个工友挤在鸽子笼般的宿舍里。

那段日子，生活是具体而沉重的：

流水线上永远做不完的零件，掌心磨出的水泡，还有对明天深深的无力感。

但即便在最困顿的时候，他也没丢掉阅读的习惯。

收工后，他常蹲在厂后巷的老榕树下，就着路灯看从旧书摊淘来的武侠小说和翻译名著。

那些纸张粗糙、排版紧密的文字，是他逃离现实疲惫的唯一通道。

也许就在某个这样的夜晚，一个念头击中了他：

“他们写的这些，我也能写。”

他开始尝试。

在汗味弥漫的宿舍里，在工友的鼾声中，他趴在铺上写下第一个故事。

那是一篇充满郁闷与奇想的短文，投给报纸副刊时，他并没抱太大希望。

然而稿件竟然被采用了，还换回了一笔小小的稿费。

这笔钱的意义远超过它的面值，它像一束光，照进了他黯淡的生活，证明了一条可能的生路：用笔吃饭。

自此，倪匡开始了疯狂的写作。

他辞去工厂的工作，租下一间仅能放下一桌一床的劏房，从早到晚伏案疾书。

市场需求什么他就写什么：

侦探故事、言情小说、社会评论，乃至带颜色的市井小说。

他写得极快，文思如潮水般涌出，仿佛要把早年积蓄的所有阅读能量和现实困顿都倾泻在稿纸上。

他的笔名多到连自己后来都记不全，文字变成了最可靠的谋生工具，带他脱离了赤贫。

真正的转折发生在60年代初。

他取了一个新笔名——“卫斯理”，开始创作一系列科幻冒险小说。

这些故事混合了外星来客、神秘现象、古代秘辛和当代都市背景，主角卫斯理博学、好奇、行动力强，穿梭于各种超自然谜团之间。

这些天马行空的故事意外地击中了香港市民的阅读胃口，在报章上连载时大受欢迎。

“卫斯理”迅速走红，倪匡这个名字，也终于从报纸角落的铅字，变成了文坛里一个响亮的名号。

名声带来了更广阔的空间。电影公司找上门来，请他写剧本。

他很快又展现出编剧的天赋，尤擅武侠与动作题材，为当时繁荣的香港电影工业贡献了大量卖座故事。

他交游广阔，与金庸、黄霑、蔡澜等人过从甚密，并称“香港四大才子”。

他才思敏捷，言语幽默辛辣，在聚会中常是焦点。

他甚至曾替出游的金庸代笔续写《天龙八部》，虽然后来被金庸大幅修改，但这段轶事已成为文坛趣谈。

成名后的倪匡，活得很“真我”。

他享受生活，美酒佳肴从不吝啬；他言辞直率，对各种议题常常直言不讳。

尤其是涉及内地的话题，这显然与他早年的经历有关。

他从不掩饰自己写作的首要目的是赚钱和享乐，其次才是表达。

这种坦诚在文人中显得另类，却也自成一格。

他产量惊人，据说状态好时能日写数万字，这种作坊式的写作，将他早年为生存而练就的“快笔”，发挥到了极致。

2022年，倪匡在香港离世，他的故事画上了句号。

回顾他的一生，像一部跌宕的传奇小说：

始于一场寒冷的逃亡，历经底层的挣扎，最终凭借一支笔，在异乡闯出广阔天地。

他的成功，是过人的天赋、惊人的勤奋与香港那个特定时代机遇碰撞的结果。

他的作品，也许未必是精细雕琢的文学经典，但却是香港通俗文化浪潮中一股强劲而独特的脉动，承载着几代读者的集体记忆。

从塞外寒夜逃亡的年轻人，到香江家喻户晓的“卫斯理”，倪匡用自己的方式，写就了最不可思议的人生剧本。

主要信源：（新浪——倪匡对内地读者首度开腔畅谈快意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