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七年，台湾，幽禁期间在听收音机的张学良，时年五十六岁。这可不是演员所扮演的，确是货真价实的本人，面貌呈现的十分清晰，都瞧瞧吧。 一九三一年九月，沈阳风声紧了起来。 寿懿没多解释，只提个包往北平赶，要和张学良商量退路。几天之后，形势一下翻过去。那晚他人在北平前门中和戏院，看为辽西大水募捐的义演，台上锣鼓震天，台下有英国公使，还有何世礼和他的父亲何东。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九日上午，日军进了张府，箱柜被翻空，几代人的家当被一扫而光。寿懿后来常说，等到戏散了，才知道家已经没了。 那时张学森十一岁。几个孩子被用人匆匆化妆，有的扎小辫，有的裹大衣，夜里被塞上火车。车窗外一片漆黑，只听见大人压着嗓子叮嘱别出声。 几天辗转，孩子们在北平见到寿懿，沈阳大宅，从此变成嘴里的故事。 钟面往后一拨，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他和赵一荻在重庆被秘密转走，事前没人说明去处。船靠岸才知道到了台湾。 新竹县井上温泉，日本人盖的木板房，屋里摆几件旧家具就满了。 冬天潮湿阴冷，夏天一遇大雨，屋顶到处漏水。周围是台湾山地少数民族地界，他们不能越过警戒线。通向外面的只有一条公路，路面破烂，台风一来，人车都得停。 日子拖长，木板房像个越合越紧的盒子。 采买不方便，他就在院子里开一小块地，种青菜，养几只鸡鸭。赵一荻搬来缝纫机，白天踩踏板做衣被。 井上连像样的电灯都没有，屋里常只剩收音机的沙沙声。几年下来，他的听力、视力大为减退，看人只剩轮廓，心里闷得慌，只能逗猫打发一点时间。 一九四八年，岛上另一头的日子也不宽裕。 张闾蘅的母亲先带孩子去台湾，全家借住一间日本式小房子，又破又潮，白蚁蛀过的屋顶动不动往下掉渣。寿懿抢在天津解放前搭上最后一班飞机，辗转一年才同家人会合。不肯买房，随身带的几个箱子也迟迟不肯开，只念叨再熬半年就能回去。 半年过去，回不去了，箱子打开，沈阳带来的老照片和账本散在地板上。 一九四九年一月，蒋介石宣布下野，李宗仁说过要“释放张杨”。 社会上议论不少，没有那一声准话，谁也不敢真放。保密局嘴上一句“不知道人在哪儿”，外面关于井上温泉的传闻却越来越清楚。一九四九年二月二日凌晨三点，看守匆匆把人从井上转到高雄寿山要塞，许多书来不及带走。 高雄住了不到一年，一九五零年一月，又以防空袭为由，把人送回井上。 六十年代的画面，换成台北北投。一九六零年，他从山里迁到安全局招待所，住处宽一点，看管还在。六月五日，刚过完六十岁生日没多久，按宋美龄吩咐，他和董显光去了士林礼拜堂。 那里常见蒋宋夫妇，被人半真半假叫作“私人礼拜堂”。 那天他刻意坐在最后一排。礼毕，蒋介石和宋美龄沿着过道往外走，宋美龄一路同人寒暄，走到最后一排忽然停下，伸手同他握了一下。 堂里目光齐刷刷看过来，才有人反应过来，多年不见的少帅，一直在岛上。 露面之后，绳子松了一点。宋美龄常给他写信，信开头叫“汉卿”，提到在美国看病时见到于凤至和子女的情形，仍喊她“凤姐姐”。张家这一边，家属要见他并不容易。 一九五四年在台北诊所门缝里瞥见的那次背影，只能算偷看。真正坐在桌边说话，是一九六一年九月，他和寿懿、和弟弟张学森隔着二十五年再见。 规矩没断。每次出门，两辆车前后，一辆坐他和赵一荻，后一辆塞满便衣。 去亲戚家做客，便衣先进屋，把角落看一圈，见到陌生人就盘问。聊天的时候，他们搬椅子在旁边坐着。他习惯了这一套，只说比以前强多了。 一九六四年七月四日，他和赵一荻在北投温泉风景区的一座小教堂里补办婚礼，宋美龄等一批熟人到场。那一年，他六十四岁，她五十四岁。赵一荻是虔诚教徒，插话多半是讲信仰。外人觉得她冷，熟悉的都知道，衣食起居几十年压在她肩上。他提起她，总爱简单一句，人家对他好，他就得对人家好。 七十年代，看守的圈子再放大一些，能见的人多起来。 过年那天，他精神最好，平时连打牌都不准，那天可以放开。牌桌一摆，听力差、眼睛花，出牌却又快又准，晚辈刚拿到的压岁钱，很快又回到他手里。 一九七九年，张闾蘅跑回大陆。 临行前，他只交代两件事：替张作霖回东北老家上坟，几十年没人去，香火不能断；再打听万毅、吕正操两个学生的下落，是死是活，总要有个消息。一九八四年六月，她在北京见到吕正操，又去见双目几乎失明的万毅，两位老人拉着她的手不松。 回到台湾，她一件件讲给他听，屋里静了很久。 一九九一年三月十日，他终于离开台湾，飞往美国探亲。 五月二十九日，在纽约和吕正操重逢。电梯门一开，他已经站在门口，西装熨得笔挺。 吕正操招呼一声“老校长”，嘴里算着，从西安一别到那天，整整五十四年五个月零四天。两位老人身高差不多，头顶都光，握着手谁也舍不得放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