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梅汝璈拒绝南渡，坚定留在北京，1966年后，梅汝璈遭受到巨大磨难，小将们搜出了他在东京审判穿的大法袍，准备焚烧，对此，梅汝璈说道：“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吗？ 那件黑色丝绒法袍静静躺在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展柜里，如果不仔细看，很难发现第七颗铜质纽扣下方，有一道三厘米长的陈旧裂痕。 这一撕裂伤，不在1946年的东京，而是在1966年的北京。 那天下午，书房被翻得一片狼藉，古籍散落，墨汁在宣纸上还未干透。带着红袖章的年轻人们从衣柜深处扯出了这件绣着金色麦穗纹的法袍，在他们眼里，这是必须销毁的“旧物”。那个时刻，花甲之年的梅汝璈猛地站起身，用不再年轻的身体挡在了年轻人面前，死死护住法袍。 “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吗？”老人的声音有些颤抖，但异常坚定。他并没有因为自己被打成“右派”、被扣上反动帽子而畏缩。在那一刻，他告诉闯入者，这件袍子不属于他个人，它是那个作为战胜国的中国，在国际法庭上审判法西斯、捍卫民族尊严的铁证。 那道撕裂的口子，就是在那场拉扯中留下的。 或许对于当时闯入家中的年轻人来说，这只是一件奇怪的衣服。但对于梅汝璈而言，那是他一生最硬的“铠甲”。 时光回溯二十年，同样的法袍，曾被梅汝璈重重地摔在东京法庭的桌子上。1946年春天的市谷区，为了争取中国法官的座次排位，面对试图将中国排在英国之后的安排，他也是这样寸步不让。那时他说的话更决绝：“要么按受降签字顺序排，要么我立刻回国。”最终，中国国旗插在了第三位，那件被脱下的法袍才重新穿回身上。 这件袍子沾染过荣耀，也吸附过血泪。 为了让袍子代表的正义更有分量，当年的梅汝璈曾在东京的国立图书馆里“消失”了。整整半个月，他带着助手埋头在如山的档案中，当那份把松井石根钉在耻辱柱上的“南京大屠杀命令原件”重见天日时，这位法官的指甲缝里塞满了发黑的纸屑污垢。 正是这种从骨子里透出来的“执拗”，决定了他后半生的走向。 1949年的北平，深秋的风已经带了凉意。那时候的梅汝璈面临着一个并不轻松的选择。作为曾经国民政府委派的大法官，太多人劝他南渡，一张飞往南方的机票甚至已经在清华大学的讲台上放了整整三天。 那一刻，只要他登上飞机，就能保全个人的安危和优渥地位；只要他点头，就能避开后来那些难以预料的风雨。 但他做了一个让旁人费解的动作：随手将那张机票夹进了一本《各国宪法比较研究》里，转身继续给学生讲授《国际私法》。他留下来，是因为坚信满目疮痍的国家需要法治重建，知识分子在历史转折关头不能当逃兵。从那天起，他在东京法庭穿过的法袍，就再也没离开过北京的衣柜。 可历史的波澜总是不按常理出牌。 那些年，抄家的人或许翻走了书本，却没能识破这件法袍里藏着的惊天秘密。只有在夜深人静时，梅汝璈才会小心翼翼地撕开法袍的内衬——那里竟然夹层藏着当年东京审判记录的缩微胶卷。 在北京凄清的冬夜，只有煤炉偶尔崩出的火星子是亮的。哪怕生活已经被打乱，哪怕曾经的荣耀被恶意曲解为历史问题，这位老人依然坐在炉火边，用针线缝补这件见证历史的战袍。细小的火星偶尔溅落在丝绒面料上，烫出不起眼的黑洞，像极了当年东京法庭穹顶上孤寂的星灯。 他在孤独中并未真的沉寂。 即使后来身体每况愈下，即使被误解包裹，他依然在伏案写作。博物馆里那几张泛黄的庭审笔记上，至今还留着暗红色的印记，那是他在撰写《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书稿时，咳落在纸上的血渍。他不辩解个人遭受的委屈，却对那个关于国家正义的记录寸土不让。 有人在南昌梅汝璈纪念馆见过一本1957年的旧笔记，里面夹着一段他用俄语写下的批注。在那段无论是政治风暴还是病痛折磨都无法击垮的岁月里，他写道：正义应当像黄河奔流，无论遇到多少礁石，终究要汇入大海。 这才是那件法袍真正的重量。它哪怕裂开了、旧了、被烫了洞，依然挺立着。就像那个固执地把博士学位证书和废弃机票夹在一起的学者，在混乱的年代里，用自己瘦弱的脊梁，硬是为人间撑起了一方关于正义的天地。 参考信息：人民网. (2025, 7 月 31 日). 梅汝璈：东京审判中的中国法官的家国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