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全世界都在奇怪中国在拼命搞核聚变，马斯克甚至公开唱衰说核聚变“愚蠢至极”，天上已经有一个现成的太阳，何必再烧钱造一个？ 核聚变之所以被称为“终极能源”，源于其独一无二的优势，燃料来自海水中的氘和锂中的氚，几乎取之不尽，反应过程不产生长寿命放射性废物，单位质量燃料释放的能量是化石燃料的千万倍。 它不像太阳那样遥不可及，而是有望被装进人类的发电站中，提供近乎无限的清洁电力。 中国核聚变研究并非一时兴起，而是一场历时半个多世纪的系统布局，早期学习苏联技术，后来通过国际合作积累经验，直至自主突破，这条路径在中国高端科技发展中反复出现。 全超导托卡马克装置EAST的成就体现了这种积累，2021年实现1.2亿摄氏度运行101秒，2023年又将稳态高约束模式等离子体运行时间延长至403秒。 这些数字背后，是材料科学、超导技术、等离子体物理等数十个领域的协同进步。 中国同时扮演着“参与者”与“开拓者”双重角色：既承担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ITER）约9%的核心部件制造，又自主设计下一代中国聚变工程实验堆（CFETR）。 这种“双轨并行”策略，既保证技术交流不脱节，又确保自主路线不失速。 即便核聚变发电尚需数十年，其研究价值已远超能源范畴。 第一，它是尖端技术的“熔炉”：聚变装置所需的亿度高温、强磁场环境，催生了超导材料、精密制造、人工智能控制等领域的突破，这些技术已外溢至医疗、航天、工业检测等多个产业。 第二，它是国家科技能力的“试金石”。能否驾驭如此复杂的系统工程，反映了一个国家的整体工业水平和协同创新能力。 这不仅是技术竞赛，更是组织能力、工程哲学和长期毅力的比拼。 再者，能源自主关乎战略安全，中国作为全球最大能源进口国，深刻理解过度依赖外部能源的风险，开发革命性的本土能源技术，是对国家长远安全的关键投资。 面对“为何不集中发展成熟可再生能源”的合理疑问，中国的答案体现在其能源布局中，2022年，中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容量占全球一半以上，光伏、风电、储能产业已居世界领先。 这表明中国并非孤注一掷于聚变，而是实施“多线并进”的能源战略，近期靠可再生能源规模化降低碳排放，中长期靠核聚变等突破性技术实现根本转型。 国际能源署在《净零路线图》中指出，2050年实现碳中和的目标，约三分之一的减排需依赖尚未成熟的技术。 放弃对核聚变等远期技术的探索，无异于放弃对未来能源格局的发言权。 人类之所以在已有太阳的情况下仍要“造日”，深层动力源于文明进步的本质：不满足于自然赋予的局限，试图理解并重塑环境。 从驯火到裂变，每一次能源革命都扩展了人类的可能性边界。 中国的核聚变之路，承载的不仅是能源需求，更是一个文明古国面向未来的技术哲学，既要有解决当下问题的务实，也要有投资长远未来的勇气，既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又坚持自主创新能力的构建。 这条路上风险与希望并存，但正如航海时代一样，最大的风险可能恰恰是不敢出航。 中国对核聚变的坚持，体现了一种独特的“科技战略辩证法”，在短期实用性与长期颠覆性之间寻找平衡点。 这种平衡首先体现在资源分配的逻辑上，中国并没有将全部筹码押在聚变，而是形成了清晰的能源技术梯队： 第一梯队是已商业化的光伏、风电，正在大规模部署；第二梯队是第三代核电、储能技术，处于推广阶段；第三梯队才是聚变、空间太阳能等远期技术，处于研发孵化期。 这种布局既保证了能源转型的连续性，又为技术跨越保留了可能。 中国的聚变研究采用了独特的“以任务带学科”模式。EAST、CFETR等大科学装置，本质上是一个个极端技术挑战的集合体。 为解决这些挑战，中国突破了大型超导磁体制造、耐高温材料、等离子体精确控制等关键技术瓶颈。 这些突破形成的“技术辐射”，已带动多个工业领域升级，这种效应在经济学中被称为“战略产业的外部性”。 从更宏大的视角看，核聚变竞赛本质上是不同创新模式的较量，硅谷模式擅长从0到1的颠覆和快速迭代，但在需要数十年持续投入、高度复杂集成的“深科技”领域，中国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模式展现出独特优势。 这种优势不在于单个技术点的突破，而在于系统整合能力、长期资源保障和跨代技术传承。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在聚变领域的投入正在形成一种“磁吸效应”：随着设施水平提升，越来越多的国际顶尖科学家选择来华工作；国内也涌现出能量奇点等民营聚变企业，形成“国家队”与“民间队”相互促进的生态。这种开放创新生态的构建，可能比单纯的技术突破影响更为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