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北角柏傲山豪宅聚集地，有一套价值过亿港元的顶层复式豪宅。这套物业连同三个车位，于2019年以1.6亿港元的价格被购入，气派非凡。
然而，2024年6月，这套豪宅却以8200万港元的“骨折价”悄然挂售，账面亏损近五成。这一非同寻常的市场交易行为，迅速引起相关主体与司法系统的关注。
这一房产的主人，正是昔日“打工皇帝”、恒大二号人物夏海钧，他试图迅速变现离场的举动，成为了香港法院落下司法铁幕、冻结其庞大资产的导火索。
四次驳回诉求
2026年1月2日，香港上诉法庭的一纸裁决，让夏海钧试图解除资产限制的努力又一次宣告失败。法庭驳回恒大前CEO夏海钧针对全球玛瑞瓦禁令的上诉许可申请，维持限制其转移600亿港元资产及处置柏傲山物业收益的禁令。
上诉法庭的裁定简洁而坚决，认为夏海钧的上诉理由“没有任何合理成功前景”，并禁止其再就此事要求“口头聆讯”，基本关闭了其在此事上继续上诉的法律通道。
回顾此禁令由来，还得从2024年6月说起，当时负责恒大集团清盘工作的清盘人发现，夏海钧正试图以远低于购入价的8200万港元急售其持有的柏傲山豪宅。这种非理性的亏损抛售，在清盘人看来，是意图在诉讼结果明朗前加速转移、隐匿资产的强烈信号。
基于此，清盘人迅速向香港原讼法庭提出单方面申请，法庭随即批准针对夏海钧的全球玛瑞瓦禁令。该禁令核心有二：一是禁止夏海钧将位于香港司法管辖区内价值高达600亿港元的任何资产转移出境；二是禁止其处置柏傲山物业所得的收益。
此后，身在海外的夏海钧展开多次反击，试图撤销禁令。2024年7月，他的首次申请被原讼法庭驳回；同年10月，原讼法庭再次驳回其撤销理由。2025年，夏海钧向原讼法庭申请上诉许可被拒，随后调整理由转向上诉法庭提出新的上诉许可申请。
至2026年1月2日，上诉法庭的裁决，已是香港司法机关第4次驳回夏海钧方面撤销禁令或上诉的请求。
仅仅一个恒大前高管，所涉资产600亿港元足令外界侧目。好在禁令维持生效，标志着司法系统对清盘人追索诉求的强力支持。香港法院的逻辑明确：在针对夏海钧等恒大前高管的相关索赔诉讼未有最终结果前，必须防止其通过资产转移使未来可能的胜诉判决沦为“一纸空文”。
夏海钧的“低价急售”行为，恰恰坐实了这种风险的存在，成为了申请和维持禁令的关键事实依据。
“打工皇帝”被追索
夏海钧现年62岁，回顾过往，其个人命运与恒大集团紧密绑定。2007年加入恒大后，他历任董事局副主席、总裁，被外界视为许家印最倚重的“左膀右臂”，一度全面负责集团的日常运营与资本市场运作。
在恒大狂飙突进的年代，夏海钧是“三高模式”（高负债、高周转、高杠杆）的关键执行者与推动者，亲身经历了将恒大销售额从百亿元级推升至5000亿元级规模的过程。
他的薪酬也水涨船高，年薪高达约2亿元，且曾一度以2.7亿元年薪登上“香港上市中资股CEO薪酬榜”榜首，被誉为“打工皇帝”。据估算，其在恒大任职期间获得的薪酬总计超18亿元。
然而，庞大规模与夺目业绩的背后，是巨大的风险积累与虚假繁荣。根据中国证监会2024年3月出具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夏海钧被认定组织安排了编制虚假财务报告，导致恒大地产在2019年、2020年分别虚增利润数百亿元，并在相关债券发行中存在欺诈发行行为。
处罚决定书中用了“手段特别恶劣，情节特别严重”的严厉措辞，对夏海钧处以千万元巨额罚款和终身证券市场禁入。在恒大危机全面爆发、许家印被采取强制措施前，夏海钧于2022年7月突然离职，此后行踪成谜，有报道称其藏身美国加州，但未证实。
夏海钧是恒大清盘大局中针对前高管责任追索的关键一子。清盘人的目标明确：不仅追讨公司资产，也对可能负有责任的前高管个人资产进行追索。
针对夏海钧的诉讼，是清盘人整体策略的一部分。同样，针对许家印及其家族的资产追索也在同步进行。根据香港法院此前的裁决，清盘人已获委任为许家印家族相关资产的接管人。香港高等法院曾针对许家印名下资产作出全球禁制令，明确禁止其处置全球范围内价值上限为77亿美元的资产。包括33家境外公司、多处海外物业、私人飞机、豪车、游艇以及多个银行账户。
许家印的前妻丁玉梅、夏海钧的前妻何坤也相继被追加为被告，她们名下的海外资产（如在美国加州的房产、车辆）同样面临冻结或接管。
这一系列行动显示，香港法院和清盘人正试图穿透当事人复杂的个人与家族持股网络、代持安排乃至疑似“技术性离婚”等手段构成的法律防火墙。同时也为试图通过境外身份或复杂手段逃避责任的不轨行径敲响警钟。
在外界看来，夏海钧600亿港元资产转移之路被香港法院实质性阻断，其象征意义远大于个案本身。它标志着，在企业陷入极端困境后的清盘程序中，法律对昔日高管个人责任的追索不再停留于纸面，而是进入了动真格的资产冻结与保全阶段。无论涉事人身处何地，只要在香港拥有可触及的资产，司法体系便展现出其维护债权人利益、追究潜在管理责任的决心与能力。
当然，最终的债务清偿与责任认定，仍有待相关诉讼的最终判决。跨境执行仍面临诸多现实挑战。但毫无疑问，夏海钧案与恒大系列清盘诉讼，共同构成了中国企业跨境清盘与高管责任追究的一个重要司法实践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