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王家烈被蒋介石逼迫，交出兵权后考察散心，蒋介石也够意思，给了3万大洋路费，不想，王家烈前脚上飞机，后脚，特务就把他的贵州老窝给“端了”！ 1935年的南京，春寒还裹着料峭的风，军政厅的木窗紧闭着，把街上的喧嚣挡在外面，却挡不住屋里凝结的寒气。 王家烈站在屋子中央，笔挺的中山装袖口被他攥得发皱。他刚从贵阳赶来，鞋上还沾着一路的尘土，怀里揣着的钢笔硌得胸口发慌——那是去年打胜仗时，部下凑钱给他买的，笔帽上刻着的“黔军威武”四个字，此刻像针一样扎着他。 蒋介石坐在上首的梨花木椅上，手指轻轻敲着桌面，节奏缓慢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压迫。桌上摞着一叠文件，最上面是贵州的军事布防图，红笔圈出的几个据点，都是王家烈亲手部署的要害。旁边坐着的参谋们垂着眼，茶杯里的茶早就凉透，没人敢抬头，只有笔尖在纸上划过的沙沙声，衬得屋里愈发安静。 “润之兄，”蒋介石终于开口，声音不高，却像块石头砸在王家烈心上，“贵州的事，你也辛苦了。” 王家烈喉头滚动了一下，刚想开口说些什么，就被蒋的话打断：“现在有两个章程，你选一个。”蒋的手指在“省主席”和“军长”的任命文件上点了点，“这两个头衔，不能都戴在头上。” 王家烈的后背瞬间沁出冷汗。他太清楚这两个选项背后藏着什么——选省主席，手里的兵权就得交出去，没了枪杆子，空有个头衔，不过是任人摆布的傀儡；选军长，财政大权肯定会被卡死，部队的粮饷、弹药全得看别人脸色，用不了多久就得散伙。这哪里是选，分明是逼着他把贵州的家底交出来。 “委员长……”王家烈的声音发紧，“黔军弟兄们跟着我出生入死，能不能……” “没有能不能。”蒋的声音冷了下来，敲桌子的手指停住了，“规矩就是规矩，你是带兵的人，该懂。” 屋里的空气像冻住了。王家烈看着桌上那两杯没动过的茶，想起贵阳城外的弟兄们还在等着他带粮饷回去，想起老家的母亲总叮嘱他“手里有枪才能站得住脚”，可现在，枪要被缴，地盘要被占，他像只被捆住翅膀的鸟，怎么扑腾都没用。 最终，他咬了咬牙，弯腰拿起笔，在“省主席”的文件上签了字。他想，至少还能留在贵州，多少能护着弟兄们一点。 蒋介石脸上露出一丝淡得看不见的笑，挥了挥手：“既然定了，就早点回去交接吧。给你三万大洋，算是给弟兄们的安置费。” 王家烈捏着那沓沉甸甸的大洋，走出军政厅时，风灌进领口，冻得他打了个寒颤。他没回头，只觉得背后的目光像刀子。 半个月后，王家烈揣着大洋登上飞往贵阳的飞机。舷窗外，云层翻涌，他心里还盘算着怎么用这笔钱给弟兄们补点冬衣。可他不知道，就在飞机起飞的那一刻，薛岳的部队已经开进了贵阳城，贴着“黔军军部”的牌子被硬生生砸掉，换上了“中央军驻黔司令部”的新招牌。他留在老家的库房被查封，亲信被一个个“请”去问话，连母亲种的那片菜地，都被兵痞踩得稀烂。 飞机降落在贵阳机场，王家烈捧着大洋兴冲冲往回赶，却在城门口被拦了下来。站岗的哨兵举着枪，面无表情地说：“王主席？这里已经不让进了。” 他愣在原地，手里的大洋“哗啦”掉在地上，滚得满地都是。风卷起地上的尘土，迷了他的眼，他这才明白，那三万大洋哪里是安置费，不过是哄他交出兵权的诱饵。所谓的“考察散心”，不过是把他支开的幌子。 远处，他亲手训练的士兵被押着往城外走，一个个低着头，像被霜打了的庄稼。王家烈张了张嘴，却发不出一点声音，只有眼泪混着尘土，顺着皱纹往下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