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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智时代社会组织参与职业教育治理的机制与对策

职业教育作为与经济社会发展联系最紧密的教育类型,其治理模式现代化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数智时代,传统的政府单一主导管理模式已难以适应日益复杂的职业教育内外部环境,构建多元共治的治理新格局成为必然趋势。社会组织凭借其公益性、灵活性和专业性等独特优势,逐渐从教育的边缘走向中心,成为职业教育治理的重要参与力量。广西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重点项目“新质生产力背景下‘人工智能+’高职复合型新商科人才培养模式研究与实践(GXGZJG2025A027)”与广西高校中青年教师科研基础能力提升项目“广西社会组织高质量参与基层治理的影响因素与实践路向(2025KY1481)”课题组研究发现,我国社会组织整体发展尚不成熟,其在参与职业教育治理过程中仍面临诸多体制机制障碍,其潜能远未得到充分释放。因此,系统分析社会组织参与治理的运行机制,对于完善现代职业教育治理体系、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

当前,我国社会组织参与职业教育治理已从初期的零星探索发展为系统的政策实践,形成了多层次、多形式的参与格局,其作用与价值得到了广泛认可。

政策驱动与多元化的参与形式。社会组织的参与首先得益于国家顶层设计的强力推动,政策驱动构成了社会组织参与治理最核心的动力机制。在“管办评分离”和“深化放管服改革”的总体思路下,政府通过让渡部分职能,为社会组织的参与创造了空间。功能发挥与关键领域的介入。社会组织的功能已超越简单的资源补充,向职业教育的关键环节深度渗透。实践创新与多样化的发展模式。在政策与市场双轮驱动下,社会组织在实践中涌现出多种富有生命力的创新模式,展现了其灵活性和创造性。

尽管取得显著进展,但社会组织参与职业教育治理仍处于初级阶段,其进一步发展面临来自制度环境、自身建设和合作机制等方面的深层挑战。一是,制度性障碍方面,法规滞后与身份模糊。健全稳定的制度环境是社会组织开展长效治理的基础,然而当前该领域仍存在显著短板。二是,自身能力不足,资源匮乏与专业性欠缺。社会组织自身的内部发展不足是制约其有效参与治理的内在瓶颈。三是,合作机制不畅:角色错位与边界模糊。在具体的合作实践中,各主体之间的关系尚未完全理顺,存在明显的机制性障碍。

为推动社会组织持续、健康、有效地参与职业教育治理,必须从系统环境、自身建设和合作模式三个维度协同发力,进行全方位的优化与创新。

健全法规政策体系,构建稳定可预期的制度环境。优化治理的首要任务是法治化。国家应加快出台《社会组织法》或《社会组织参与职业教育促进条例》,以法律形式明确社会组织的法律地位、属性、权责利和退出机制,将其参与治理的全过程纳入法治化轨道。特别是要细化政府购买职业教育服务的制度,建立公开、透明、竞争性的购买流程,制定政府购买服务的指导性目录和标准合同范本,保障社会组织的合法权益。同时,要深化放管服改革,简化登记程序,降低准入门槛,探索备案制管理。更重要的是,要建立长效的扶持机制,通过税收减免、信贷支持、设立社会组织发展专项基金等方式,对社会组织参与职业教育予以实质性激励。

加强社会组织自身能力建设,提升专业化服务水平。社会组织必须苦练内功,实现内涵式发展。一是要完善内部治理结构。建立以章程为核心的现代法人治理结构,完善理事会、监事会制度,确保决策的科学性和民主性。同时,要建立严格的财务公开和信息披露制度,主动接受社会监督,赢得公众信任。二是要拓展资源渠道,增强造血功能。在积极争取政府项目的同时,要努力提高自身服务产品的价值,通过为行业企业提供高质量的技术咨询、人才定制培养等服务,获得市场性收入,实现资金来源的多元化,减少依赖性。三是要打造专业化人才队伍。要制定有竞争力的人才政策,吸引和培育既懂教育又懂产业的专业人才。

构建政府、社会组织、学校三元共治的伙伴关系。必须打破传统的行政隶属和被动依赖关系,向新型伙伴关系转型。政府负责宏观规划、政策制定和财政保障,扮演规则制定者和资源保障者的角色。社会组织凭借其专业优势,承担标准开发、质量评估、资源对接等具体服务,扮演服务提供者和独立监督者的角色。学校则专注于教育教学和人才培养,扮演需求提出者和合作执行者的角色。三者是平等、独立、互补的伙伴。为此,要建立常态化的沟通协调机制,如定期召开联席会议,共同商讨区域职业教育发展的重大议题。要改革评价机制,推行基于结果的绩效管理。政府应委托独立的第三方机构对社会组织参与治理的最终效果进行评估,评估重点应从做了多少转向做得多好,核心指标是学生的综合职业能力、就业质量和对产业发展的贡献度。

社会组织参与职业教育治理是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关键一环,其发展前景广阔但道路曲折。它绝非政府管理的简单补充,而是不可替代的协同力量。当前,必须正视其面临的制度、能力和合作机制困境,通过系统的法制保障、有效的能力建设和创新的合作模式,充分激发社会组织的活力与创造力。唯有如此,才能真正构建起政府、学校、社会组织各归其位、协同增效的治理新生态,共同为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支撑产业转型升级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