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白崇禧的女儿偷偷潜回大陆，在桂林住了几日后，她找旅馆服务员结账，谁料，服务员竟微笑着说：“白小姐，您的房费已经结清了”。   1986年的桂林，对于化名潜入这座城市的白先慧来说，站在宾馆前台办理退房的那一刻，她那只握着钱包的手抑制不住地微微颤抖，掌心里全是冷汗。   在这个看似普通的清晨，这位曾经显赫一时的白崇禧将军之女，觉得自己正站在悬崖边上，身后仿佛有无数双眼睛在盯着她的脊梁骨。   在那个两岸关系还特别紧张的年代，她顶着“白家大小姐”的身份回大陆，在当时看来简直是冒着掉脑袋的风险。   她这趟路走得就像谍战片一样：为了不被人注意，不敢直飞，也不敢留下任何行踪，先是假装去美国常住，又绕到日本，最后从香港转了一大圈，费尽千辛万苦才踏上这片她日思夜想的土地，在入境单上工工整整写下假名字的时候，她心跳得快要从胸口蹦出来，就怕海关多看她一眼。   想回家的那股劲，其实是被一盘录像带勾起来的，那一年，一部叫《血战台儿庄》的电影胶片几经周折，从香港传到了海外。   屏幕上光影闪动，白先慧惊讶地看到了那个镇定指挥的身影——她的父亲白崇禧，在那个特殊的政治环境下，父亲第一次不是以“战犯”的形象出现，而是以一位正面抗日将领的身份被呈现。   看到电影里父亲痛击日军的画面，身在异国的白先慧眼泪止不住地流，父亲晚年待在台湾，天天朝着西北方向望，那是他到死都没能回去的故乡。   这部电影就像一把钥匙，打开了白家两代人心底那把生锈的锁，她铁了心要替父亲回去看一眼。   但在桂林的这几天，她过得提心吊胆，尽管她像只受惊的猫，出门必戴墨镜、专挑小巷子走、说话都不敢大声，但总觉得有人在“盯梢”。   不管是在伏波山看石刻，还是在七星公园闲逛，总有几个人影不远不近地跟在她后面，这种无声的注视让她脊背发凉，晚上在酒店翻来覆去睡不着，满脑子都是“被发现了”“要被抓了”的可怕念头。   她在街边米粉摊闻着让她想哭的酸豆角味，听着旁边人用桂林话聊白崇禧当年爱吃什么，头低得死死的，生怕眼神里的慌乱暴露了自己。   尤其是当她站在七星公园那块写着“1938年桂系军队阻击日军”的说明牌前，指甲都快掐进肉里，那里有父亲的荣光，也有她作为一个“潜伏者”的巨大恐惧。   她在漓江边像做贼一样挖了一捧红土，又捡了几颗没人要的鹅卵石，小心翼翼地包了一层又一层，这些东西在她眼里比黄金还珍贵，是她就算出事也要拼命保住、带给父亲的念想。   这种极度的紧张，在宾馆退房那一刻达到了顶点，她只想赶紧结账走人，逃离这个让她又爱又怕的“是非之地”。   当前台那位年轻服务员接过房卡、抬头深深看了她一眼的时候，白先慧觉得全身的血液都冻住了，她几乎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等着几个大汉冲上来抓她，但没想到，服务员只是温和地把钱推了回来，微笑着说了句让她瞬间耳鸣的话：“白小姐，您的房费，统战部的同志早就结过了。”   没有手铐，没有审问，随后递到她手里的纸条上，只有力透纸背的四个字——欢迎回家。   白先慧当场愣住，手里准备好的钱差点掉地上，原来她一路上自以为天衣无缝的“伪装”、笨拙的“潜行”，在别人眼里根本就是透明的。   那些让她心惊胆战的“跟踪者”，根本不是来抓她的，而是当地公安专门派来保护她的便衣，上面早就下了死命令：只要她不出格，随便她看，绝不能让她在桂林掉一根头发。   她以为的危机四伏，其实是故乡不动声色地为她铺好的温柔路，就连吃饭住宿的钱，家乡人都抢着替她付了，就像在告诉她：回自己家，哪有让游子掏钱的道理。   那一刻，所有的政治隔阂、历史恩怨，还有这一路来的委屈和害怕，都在那句“白小姐”里彻底崩塌。   白先慧站在大厅里，眼泪哗哗地往下掉，手里的钱包沉甸甸的，里面装的不只是省下的钱，更是两岸几十年隔绝后照进来的第一缕阳光。   带着那包漓江的红土和鹅卵石，白先慧平安回到了台湾，她把带着故乡温度的泥土轻轻撒在父亲白崇禧的墓前，又把那些鹅卵石整整齐齐地摆在墓碑旁边，老将军生前望穿天涯路，死后这一捧土，也算是一种迟来的落叶归根。   这场“惊心动魄”的回家路，就这样画上了句号，那次惊心动魄的探亲，就像蝴蝶轻轻扇了下翅膀。   到了第二年——1987年，两岸探亲的大门，终于被一波又一波的思乡之情冲开了，她弟弟白先勇再回来时，已经能正大光明地祭祖、看戏，看着父亲的老宅修得焕然一新，看着墓园里的桂花树枝繁叶茂、亭亭如盖。 主要信源：（新浪网——1986年白崇禧之女回到大陆，本以为无人发现，实际上身份早被揭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