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上海。一位外国记者拍下了这一幕：25岁的丁喜山烈士头颅高悬。 那张黑白照片里，年轻的面庞带着未凉的刚毅，头颅被粗麻绳系在城门楼的木柱上，下方是来往行人惊恐或悲愤的眼神。外国记者在笔记里写道：“这个东方城市正被白色恐怖笼罩，而这个年轻人的牺牲，像一束不愿熄灭的光。”很少有人知道，这位25岁的烈士，原本是上海米行的伙计，却在国家危亡之际，毅然走上了革命道路。 丁喜山的老家在江苏盐城，16岁那年，家乡发大水，颗粒无收，父母带着他一路逃荒到上海，在闸北的贫民窟里落下脚。为了活命，他进了一家米行当学徒，每天天不亮就起来扫院子、扛米袋，一百斤的米袋压在肩上，压得他脊背生疼，却只能挣几个铜板勉强糊口。 米行老板是个出了名的铁公鸡，囤米抬价是常事，看着街头饿殍遍地，丁喜山心里像被针扎一样难受。有一次，他偷偷给门口的乞丐塞了半袋碎米，被老板发现后，挨了一顿毒打，还被克扣了半个月工钱。他捂着火辣辣的伤口，看着老板数钱时的得意嘴脸，第一次明白，这个世道，穷人的命比草还贱。 1945年，抗战胜利的消息传到上海，丁喜山和工友们挤在街头欢呼，以为好日子终于要来了。可没过多久，国民党的接收大员就开进了城，他们抢占工厂、搜刮民财，比日本鬼子还要凶狠。米行老板趁机勾结官员，把米价抬到了天价，百姓们拿着一沓沓贬值的法币，连一口米汤都喝不上。 丁喜山看着身边的工友一个个饿倒，看着贫民窟里的孩子瘦得只剩皮包骨，心里的怒火越烧越旺。就在这时，他认识了米行隔壁书店的老张——一位地下党员。老张经常给他讲革命道理，讲共产党如何为穷人打天下，讲解放区的百姓人人有饭吃、有衣穿。丁喜山听得入了迷，他抓住老张的手，红着眼眶说：“我要加入你们，我不想再看着穷人受苦了。” 加入地下党组织后，丁喜山成了一名交通员。他利用米行伙计的身份作掩护，把情报藏在米袋的夹层里，穿梭在上海的大街小巷。他熟悉每一条弄堂，每一个码头，知道哪里有敌人的岗哨，哪里有可以藏身的阁楼。 丁喜山的胆子越来越大，他不仅传递情报，还组织米行的工友们罢工，要求老板涨工资、降米价。罢工那天，上百名工友站在米行门口，手里举着写着“反对剥削”的牌子，丁喜山站在最前面，大声喊着口号。老板吓得躲在屋里不敢出来，只能答应工友们的要求。这件事让丁喜山名声大噪，也引起了敌人的注意。地下党组织劝他暂时避一避，他却摇摇头说：“越是危险，越要坚持，我不能丢下工友们不管。” 1948年春天，丁喜山接到一项紧急任务：掩护两名地下党员撤离上海。他制定了周密的计划，打算利用米行的运米车把人送出城。可就在行动前夜，叛徒出卖了他，国民党特务闯进了他的住处。他拼命反抗，打倒了两个特务，却还是因为寡不敌众被捕了。 特务们把他押到审讯室，先是许以高官厚禄，说只要他供出地下党组织的名单，就给他荣华富贵。丁喜山冷笑一声，吐了特务一脸唾沫：“你们这些汉奸走狗，也配谈荣华富贵？” 软的不行，特务们就来硬的。他们用皮鞭抽，用烙铁烫，用竹签钉他的手指，每一种酷刑都让他痛不欲生。他的衣服被鲜血浸透，血肉模糊的身体一次次昏死过去，又被冷水泼醒。 特务们逼他开口，他却始终咬紧牙关，只重复一句话：“要杀要剐悉听尊便，想让我出卖同志，做梦！”审讯室里的酷刑持续了三天三夜，丁喜山被折磨得不成人形，却没吐露半个字。 特务们黔驴技穷，决定将他公开处决，妄图震慑上海的革命群众。1948年4月12日，上海的街头戒备森严，特务们把丁喜山押到城门楼下，当众砍下了他的头颅，用粗麻绳系在木柱上。 鲜血顺着木柱往下淌，染红了脚下的青石板。来往的行人不敢出声，有的偷偷抹眼泪，有的握紧了拳头，眼里满是悲愤。那位外国记者恰好路过，他举起相机，拍下了这一幕。他在笔记里写道：“这个年轻人的头颅高悬着，可他的精神，却比城门楼还要高。” 丁喜山牺牲后，地下党组织的同志们冒着生命危险，偷偷收殓了他的遗体，把他安葬在郊外的荒山上。工友们自发地凑钱，在他的坟前立了一块无字碑。没过多久，上海的街头就出现了更多的罢工队伍，更多的年轻人加入了地下党组织。他们说，要替丁喜山完成未竟的事业，要让上海早日解放。 1949年5月，上海解放的那一天，成千上万的百姓涌上街头，欢呼雀跃。有人来到丁喜山的坟前，告诉他这个好消息。风吹过荒山上的野草，像是烈士在点头微笑。那位外国记者把照片和笔记公之于世，让全世界都知道，在上海的白色恐怖中，曾有一个叫丁喜山的年轻人，用生命点燃了一束光。 丁喜山不是什么大人物，他只是一个普通的米行伙计，却在国家危亡之际，选择了挺身而出。他的头颅高悬着，却让更多的人看清了敌人的凶残，看清了革命的意义。这样的人，才是中华民族的脊梁。他们的牺牲不是结束，而是新的开始，是照亮中国前行的光。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