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一批犹太商人想把原子弹的浓缩铀卖给我国。周总理立即找来一位科学家验货，最后科学家得出结论：不达标。 五十年代初，新中国刚站稳脚跟，国际上核威胁阴影笼罩，尤其是朝鲜战场上美国多次挥舞核大棒，那时候国家下定决心要搞自己的原子能研究。浓缩铀这东西成了卡脖子的关键材料，西方国家封锁得死死的，国内人才和设备都缺得厉害。就在这节骨眼上，杨承宗从法国学成归来，他早年在上海大同大学毕业，后去北平镭学研究所跟郑大章学放射化学，解放后又经推荐到巴黎居里实验室，师从伊雷娜·约里奥-居里，专攻分离微量放射性核素的手艺，拿了博士学位。 法国那边开出高薪想留他，他二话不说选了回国。老师夫妇帮他买了一堆书、仪器、计数器什么的，装了十几个箱子，从香港运回来。约里奥·居里还让他带句话：想和平就得有自己的核力量。这话转到中央，更加坚定了自力更生的路子。 杨承宗一回来，就在中关村建起放射化学实验室，从几个人起步，很快就带出一批人。他还亲自上课，教理论和操作。五十年代中期，核研究缺原料，这时一群犹太商人找上门，说手里有武器级浓缩铀，能卖给中国，还留了硝酸铀酰样品。价钱肯定不低，但对当时急需这东西的国家来说，诱惑不小。中央领导特别重视，周恩来总理直接指示近代物理研究所赶紧查清样品真假，别花冤枉钱。 国内那时还没同位素质谱仪这类先进玩意，鉴定起来费劲。研究所商量了好几天没头绪，周总理派车把杨承宗接去，当面交代任务，得限期出结果。杨承宗接了样品，带回实验室，用放射系蜕变原理想办法，靠基本计数器和化学分离，一步步测α粒子和β粒子强度对比，算出铀235比例。 他们反复溶解样品、提纯、测量数据，交叉验证好几次。结果清楚了：铀235含量低得可怜，跟天然铀差不多，根本不够造核装置的标准。这批货纯属忽悠，那些商人估计看准中国设备不足，想捞一笔，却没算到有专家能用放射化学法戳穿。 这事一结，国家避开大亏，更认清了只能靠自己。六十年代苏联专家一撤，燃料生产差点断档，杨承宗调到铀处理研究所当副所长，针对国内低品位矿石，搞出堆浸法，直接从矿堆喷酸液提取铀，效率高了不少。团队苦干几年，提前产出核纯料子，够第一颗原子弹用了。 1964年10月罗布泊那声响，里面就有杨承宗他们这份力。他后来没追那些院士啊功勋啊的名头，只说活干好了就行。这种人，踏实干事，不张扬，才是真撑起那段历史的脊梁。回想起来，那年代条件苦，风险大，可大家咬牙顶住，外头想钻空子的人没得逞，里头自力更生一步步走出来，挺接地气的，也挺有分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