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国军军长路过贵阳时，顺手杀死了黔军元老卢焘，贵州省主席谷正伦，怒道：“老长官对我有恩，刘伯龙怎敢下手？” 那年11月，贵州乱成一锅粥。   解放军二野大军正朝贵阳压过来，国民党军队兵败如山倒，地方政权眼看就要散架。 贵州省主席谷正伦心里清楚：贵阳守不住了。他决定带着人马和公款撤到黔西南的晴隆县。 可临走前，他犯了愁——自己一跑，贵阳没人管，土匪、溃兵肯定趁机作乱，老百姓遭殃不说，他谷正伦也得背一辈子骂名。 想来想去，他想到了一个人：卢焘。 卢焘可不是普通人。他是老同盟会员，早年跟朱德一起在云南陆军讲武堂念书，当过黔军总司令兼贵州省长，是贵州本地响当当的元老级人物。虽已退隐多年，但在地方上威望极高。 更关键的是，他对共产党不敌视，解放军进城也不会动他。 谷正伦亲自登门，请他出山稳住贵阳。卢焘本可躲在家里安度晚年，却一口答应。他说：“为了贵阳老百姓的利益，我愿做个老牛。”随即牵头成立“贵阳市民众临时治安委员会”。 接下来几天，贵阳居然稳住了。   工商界没大规模卷款跑路，政府档案和公产被保护下来，水电照常供应，还组织了市民自卫队夜里巡逻。30万市民在战火逼近时，居然过了几天安稳日子。 但这份安稳，很快被一个过路军官打破了。 国军第89军军长刘伯龙带兵路过贵阳。他是黄埔三期出身，由蒋介石直接空降当上军长。 原本这支部队该由何应钦的亲信张涛、项荣还接手，结果刘伯龙横插一脚，上任后处处打压两位师长，好装备全塞给自己新拉的队伍，老部队怨气冲天。 刘伯龙一进城，立马下令解散治安委员会。他还放出狠话：不交20万大洋军饷，就放火烧城。 卢焘当场拒绝：“有钱人都跑了，剩下全是穷人，我拿不出钱。” 这话让刘伯龙觉得丢了面子。1949年11月14日清晨，他派人以“开紧急会议”为由，把卢焘从家里强行带走。 车开到贵阳二桥转弯塘，枪声响起——卢焘被当场枪杀。有邻居回忆，他出门时频频回头望家门，像是知道回不去了。 消息传到晴隆，谷正伦暴怒。他一掌拍在桌上：“老长官对我有恩，刘伯龙竟敢杀他？他该死！” 卢焘早年提携过谷正伦，两人有旧情。谷正伦既为恩人之死痛心，也对刘伯龙擅自杀人、越权行事感到威胁。 可他手里只有几个保安团，打不过正规军89军。硬拼不行，只能智取。 他悄悄联系张涛和项荣还，提议联手除掉刘伯龙。两人一开始犹豫——毕竟刘是上级，杀了算“以下犯上”。 谷正伦干脆说：“人我来杀，你们只管稳住部队，别让89军乱。”这下，两人点头同意。 计划很快启动。谷正伦给刘伯龙发了封电报，说自己病重，愿意把省主席和绥靖主任的位子让给他，请他速来晴隆交接。 刘伯龙一看有机会上位，立刻心动。亲信劝他：“‘晴隆’谐音‘擒龙’，怕是陷阱，不如派副手去。” 他不屑一顾：“接绥靖主任这种事，谁能替我？必须亲自去。” 他只带了4个随从，直奔晴隆。 到了县府，不见谷正伦露面，只听说他病得起不来床。刘伯龙还假模假样去探病，见谷正伦脸色苍白、说话有气无力，彻底放下戒心。接着，有人带他去办交接手续，他一路得意洋洋。 刚走出谷正伦住处，埋伏的枪手突然开火。   刘伯龙和4名随从当场毙命。   此时，距离他枪杀卢焘，仅仅过去四天。 事后，谷正伦知道这事瞒不住蒋介石，连夜收拾行李，逃往香港。从此再未回大陆。 刘伯龙死了，死得快，也死得不冤。他仗着军权横行霸道，滥杀地方元老，四天就被反杀。 卢焘本可置身事外，却为百姓挺身而出，最终被害。谷正伦表面是报恩，实则也是借刀杀人，清除异己。 这场四天内的连环杀戮，暴露了国民党末期的真实状态：派系内斗、互不信任、暴力横行。高层忙着争权夺利，谁还管老百姓死活？ 就在刘伯龙被杀第二天，1949年11月15日，解放军兵不血刃进入贵阳。城市秩序迅速恢复，民生未受大扰。 后来，卢焘被追认为革命烈士，名字刻在贵阳烈士陵园纪念碑上。刘伯龙的名字，则消失在历史尘埃中，几乎无人提起。 而谷正伦流亡海外，1970年代病逝于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