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除夕夜，特务将杨虎城的妻子谢葆真捆绑住，随后，他们用力地将粗大的针头扎进她的大腿，谢葆真疼到眼球都鼓了出来，挣扎了几秒钟后，停止了呼吸……

很多人只知道她是杨虎城的夫人，却少有人知道，谢葆真打小就带着一股“野劲”。她老家在西安城郊，父亲是个读过书的穷秀才，总跟她说“宁为玉碎，不为瓦全”。12岁那年，镇上闹饥荒，她亲眼看见地主家的狗活活咬死了一个要饭的孩子，她攥着拳头跑回家，对父亲说：“我要变强，让这些坏人再也不敢欺负人！”第二年，地下党到镇上宣传，她听完当场就说“我要入党”，介绍人看她年纪小，她急得直跺脚：“年纪小咋了？革命不分大小！”就这样，13岁的谢葆真成了当时陕西最年轻的党员之一。

嫁给杨虎城后，她从没穿过一天绫罗绸缎。别人劝她“军长夫人该讲究排场”，她却说“排场是给敌人看的，咱们的枪杆子要对准鬼子”。她跟着部队走南闯北，士兵们都叫她“谢大姐”。有回部队转移，一个小战士负了伤跟不上，她二话不说背起人就走，走了十几里山路，鞋底子磨穿了，脚渗着血，却笑着说“没事，当年我背我爹过河，比这沉多了”。

被关押的十年里，她最放心不下的是小女儿杨拯贵。孩子刚会说话，她就教她唱《国际歌》，特务骂她“疯了”，她就把孩子搂在怀里，小声说“这是娘留给你的宝贝，以后不管遇到啥事，唱起它就啥都不怕了”。有次孩子发高烧，特务不给药，她就用自己的体温焐着孩子，三天三夜没合眼，孩子退了烧，她却咳得吐了血。

绝食那几天，她已经瘦得只剩一把骨头，却每天早上对着牢门喊“打倒反动派”。同监的难友劝她“吃点东西吧，活着才有希望”，她摇摇头：“我活一天，就要让他们知道，中国人的骨头是硬的！”她知道特务迟早会下毒手，提前把藏在枕头里的一张小照片交给难友，照片上是她和杨虎城在西安事变前的合影，背面写着“夫为天下死，妻为夫死节，虽死犹生”。

杨虎城抱着她的骨灰盒，一抱就是两年。1949年他被杀害时，怀里还揣着这只盒子。后来有人问起谢葆真，老人们总说“那是个能顶半边天的女人”。34岁的年纪，放在现在刚能评上中级职称，她却用一生证明了：所谓英雄，不只是在战场上冲锋陷阵，更是在暗无天日的牢里，依然挺直腰杆，把“中国人”三个字刻进骨子里。每次想到她，心里总觉得又疼又热——这世上真有这样的人，用命给我们铺了路，我们能做的，就是好好走下去，别让她白疼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