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2 年，曾国藩为母下葬寻风水宝地时，一神秘人找来说：“离此不远的两屏山是一只大鹏金翅鸟，葬在龙口出皇上，葬在凤口出皇后，葬在大鹏口出王侯。” 曾国藩一听，当场决定将灵柩下葬此地。

这话一出，身边的族老就拉了拉他的袖子：“涤生（曾国藩字），这风水之说听听就好，哪能当真？咱老家后山那片坡地，土厚水近，下葬方便，不比这荒山野岭强？”曾国藩摆摆手，没说话，转头问那神秘人：“老先生怎知此处是大鹏口？”神秘人笑了笑：“我在这山里住了五十年，哪块石头什么时候翻身我都知道。这两屏山，左边峰高右边峰低，像不像母亲给孩子扇扇子？中间凹地，正是母亲的怀抱。”

曾国藩眼睛红了。他想起母亲生前总在灶台边忙活，夏天怕他热，拿着蒲扇扇一整夜，自己汗湿了后背也不歇。他蹲下身摸了摸地，土是凉的，却带着点湿润，像母亲的手。“就这儿了。”他对众人说，“不是为了什么王侯，是我娘这辈子没享过福，我想让她‘躺’得敞亮些，能看见远处的稻田，听见山下的鸡叫，跟在家里一样。”

下葬那天，村里来了不少人帮忙，有扛锄头的，有抬棺木的，都是受过曾家接济的乡亲。有人说：“曾老爷，这山看着陡，要不还是换个平点的地？”曾国藩扶着灵柩，声音哑着：“我娘这辈子走的路比这陡多了，这点坡不算啥。”灵柩入土时，天没刮风也没下雨，太阳刚过头顶，照得坟头暖洋洋的。

没过半月，朝廷圣旨到了，让他去长沙办团练。临走前，他去坟前站了站，没烧纸，就说了句：“娘，儿子去办正事了，您放心。”到了长沙，地方官确实不待见他，说他一个在籍侍郎，不懂军务瞎折腾。曾国藩不争辩，每天带着几个书生扎营盘、练队列，士兵吃不饱，他把自己的口粮匀出去；有人开小差，他不打骂，拉到帐里问家里情况，听说有老母亲的，还给人塞点银子让回家看看。

有回绿营兵来挑衅，说湘军是“泥腿子军”，曾国藩就让士兵列阵，自己站在前头：“我们是泥腿子，可泥腿子知道为啥打仗——为了不让更多娘像我娘一样，死后连块敞亮地都难找。”绿营兵听了，没人再吭声。后来湘军越练越强，从长沙打到南京，曾国藩没提过一句两屏山的风水，只在给弟弟的信里写：“咱曾家没什么秘诀，就一条：待人要诚，做事要稳，心里装着人，脚下就有根。”

晚年他回老家，有人问起两屏山的“大鹏口”，他哈哈笑：“什么大鹏金翅鸟，就是我娘喜欢热闹，那地方离村子近，逢年过节孩子们上山采蘑菇，能跟她‘说说话’。”他指着远处的山说：“你看那两座峰，像不像我娘当年纳鞋底时，手里的锥子和线轴？她这辈子就靠这两样，把咱们兄弟几个拉扯大。”

现在想起曾国藩，我总觉得，哪有什么风水宝地能决定人的命？真正的“吉地”，其实是人心——是他对母亲的那份敬，是他对百姓的那份责，是他自己心里那杆“做事要对得起良心”的秤。人这辈子，选什么路、做什么事，说到底，是过不过得了自己心里那关。曾国藩过了，靠的不是山形地势，是那份沉甸甸的“心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