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随着一夫一妻制的颁布，范绍增把七个老婆叫到堂前，宣布只能留一个。年轻貌美的七姨太以为稳了，结果范绍增的选择让所有人大跌眼镜。

那天早上堂屋里静得能听见屋檐下麻雀扑棱翅膀的声音。七个女人站成一溜，有的拿手帕绞着手指，有的低头盯着自己的鞋尖。七姨太穿了件水红的短袄，头发上还别着支翡翠簪子，站在中间腰杆挺得笔直，眼睛时不时瞟向范绍增，嘴角带着点藏不住的得意——她心里门儿清，自己才二十出头，又是范绍增这两年最疼的，这“留下来”的名额，除了她还能有谁？

范绍增背着手在屋里踱了两圈，没看七姨太，也没看旁边几个抹眼泪的，最后停在最左边那个穿青布衫的女人面前。那是陈文兰，他十四岁娶进门的发妻，头发已经有了几根白丝，脸上是常年操持家务留下的细纹。“就留文兰吧。”他声音不高，却像块石头砸进水里，堂屋里“嗡”地一声就热闹起来。七姨太脸上的笑僵住了，手里的帕子“啪嗒”掉在地上，她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到底没出声。

后来才知道，范绍增做这个决定前，在书房闷了三天。他不是没想过七姨太的年轻漂亮，也不是忘了其他几个姨太平日里的体贴，可脑子里总晃悠着四十多年前的画面——那时候他还是个没人瞧得起的毛头小子，家里穷得叮当响，是陈文兰揣着娘家陪嫁的几块银元，半夜摸着黑给他送吃的，说“你去闯吧，家里有我”；后来他在外头打仗，听说老家遭了灾，陈文兰带着孩子挖野菜吃，硬是没让公婆饿肚子；再后来他官越做越大，身边女人多了，陈文兰也没闹过，只是默默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让他每次回家都能喝上口热汤。

宣布完没几天，范绍增给每个要走的姨太都准备了安家的钱，还托人给她们寻去处。七姨太拿了钱，头也不回地走了，听说后来嫁了个教书先生，日子过得挺安稳。有两个姨太舍不得孩子，哭着不肯走，范绍增叹着气说“政策不允许”，最后还是陈文兰出面，给她们塞了些布料和银镯子，劝她们“往前走，日子总能过好”。

倒是三姨太叶邵芳，谁也没想到她会留下。她是个读过书的女子，平日里话不多，却总在陈文兰累的时候搭把手。范绍增劝她：“你还年轻，找个好人家嫁了吧。”她摇摇头：“我不走，文兰姐身子弱，我留下能帮衬着。”范绍增没再劝，他知道这女人性子犟。后来民政部门的人来问，陈文兰拉着叶邵芳的手说：“她不是妾，是我妹子，我们俩搭伴过日子，不碍事。”

往后的日子，范绍增在西南军政委员会当顾问，每天按时上下班，回家就帮着陈文兰劈柴挑水。叶邵芳则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还学着给陈文兰熬药。三个人住在一个院子里，吃饭时围一张桌子，晚上各住各的房间，倒也相安无事。街坊邻居有时会打趣范绍增“有福气”，他总是摆摆手：“啥福气，就是搭个伴儿过日子。”

我有时候会想，范绍增这辈子够传奇了，从带兵打仗到解甲归田，啥大风大浪没见过，可到头来最难的，反倒是处理家里这点事。他选陈文兰，或许不是因为爱情，也不是因为亏欠，就是因为这个人在他心里扎了根——就像老房子的承重墙，看着不显眼，没了它，整个家都要塌。而叶邵芳的留下，也不是依附，更像是那个年代里，两个女人在动荡中找到的一种生存默契。

现在想想，那个年月的人，面对政策的突然变化，哪有什么完美的选择。范绍增的决定，说不上多高尚，却透着点实在——日子总要过下去，身边总得有个知冷知热、能扛事的人。至于那些光鲜亮丽的，就像枝头的花，开得再艳，风一吹也就落了。或许这就是生活吧，看着复杂，说到底，不过是找个能一起把日子过下去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