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75岁的关露躺在病床上，中央派人给她宣读一份平反文件：“关露的历史已查清，不存在汉奸问题！”一时间，关露喜极而泣，但是让人们没有想到的是，不久之后她竟然选择自杀。 1907年，关露出生在山西的书香门第。 10岁丧父、15岁失母，逃婚到上海的她，靠半工半读考上大学，以“关露”为笔名写小说、译诗歌，与张爱玲、丁玲齐名，成了上海滩最耀眼的女作家。 可她偏不爱“风花雪月”，总在文章里写“底层人的苦”“侵略者的恶”。 学生们围着她喊“关先生”，她却说：“笔能写尽世间冷暖，更能当斩向敌人的剑。” 1932年，25岁的关露加入中国共产党。 她剪去长发，脱下旗袍，开始用文字做武器。 给工人夜校讲课，给进步刊物撰稿，甚至冒险传递地下情报。 1939年秋天的上海，空气中弥漫着战火与谎言的味道。 关露的上级潘汉年找到她，递来一份绝密任务，渗透汪伪政府特务机构“76号”，策反头目李士群。 这个任务像块烧红的烙铁，烫得她手心发疼。 李士群的妻子叶吉卿，早年逃难时被关露的妹妹胡绣枫收留过。 这是唯一的“切入点”，却也是“自毁前程”的开始。 关露清楚，一旦接受任务，她在上海滩的才女名声、社交圈子、甚至人格尊严，都会被“汉奸”二字碾碎。 可她没犹豫，只说了一句：“组织需要，我去。” 她主动接近叶吉卿，陪她逛街、聊育儿经，成了对方口中的“胡家大姐”。 她加入日本人办的《女声》杂志社，发表亲日文章，甚至出席日方主导的文学大会。 报纸骂她“无耻女作家”，昔日朋友朝她吐口水，她却把这些“证据”当成“保护色”。 因为只有“汉奸”的样子，才能让李士群放下戒心。 关露的“演技”，好到连自己都快信了。 白天，她是《女声》杂志的“御用文人”，写“大东亚共荣”的酸文，领日伪的薪水。 晚上，她把李士群的动向、76号的行动计划，用米汤写在古籍夹页里，悄悄传给新四军。 最痛的不是骂名，是“众口铄金”的孤独。 男友王炳南来找她，看见报纸上“关露是汉奸”的标题，转身就走，只留下一句“我们不合适”。 编辑部约她写稿，却说“关露这名字太脏，换个笔名吧”。 就连住阁楼的房东老太太，都往她门上泼脏水，骂她“卖国贼”。 可她只将这些委屈都咽进肚里，只当是“革命的成本”。 但在夜深人静时，她会摸着妹妹胡绣枫的照片掉泪。 妹妹不知道，自己敬重的“大姐”，正在替她“还”李士群的人情，也在替国家“买”一条生路。 1941年，李士群识破她的身份，却没揭穿。 关露抓住机会，促成了李士群与潘汉年的秘密会面。 这次策反让李士群多次向我方提供情报，掩护干部撤离，救了无数人命。 可关露的“回报”，是更密集的骂声和“锄奸名单”上的名字。 1945年抗战胜利，关露以为“汉奸”的帽子能摘了，可现实给了她一记耳光。 国民党政府把她列入“锄奸”名单，组织因“局势复杂”没公开她的身份，她只能继续“隐姓埋名”。 这一“隐”就是半辈子。 1955年，潘汉年被误判入狱，关露受牵连，在秦城监狱待了两年。 1967年，60岁的她再次被捕，这次一关就是八年。 出狱时，她已患上精神分裂症，后来脑血栓导致瘫痪，住在十平米的小屋里，连握笔的力气都没了。 而她的“汉奸”污点，成了子女升学、就业的“拦路虎”，成了邻居指指点点的“把柄”，成了她一辈子无法挣脱的枷锁。 唯一支撑她的，是“总有一天会平反”的信念。 她让保姆把报纸上“平反冤案”的新闻剪下来，贴在墙上，每天看一遍。 她反复写申诉材料，甚至跟来看望的记者说：“我不是汉奸，我是共产党员。” 可没人信。 直到1982年平反文件到来时，关露已不会笑了。 她摸着文件上的公章，喃喃自语：“终于……清白了。” 可下一秒，她突然剧烈咳嗽起来。 几十年的牢狱、孤独、病痛，早已把她的身体掏空。 平反后半年，关露写下回忆录《我在76号的日子》，详细记录了潜伏的点滴。 最后一页，她写道：“我用43年证明自己不是汉奸，却用43年把自己变成了废人。” 1982年12月的一天，她吞下整瓶安眠药，平静地走了。 关露走后，她的回忆录出版了，书名改成了《地下骑士》。 读者这才发现，那个被骂了43年的“女汉奸”，其实是“红色间谍”里的“隐形英雄”。 老话讲“清者自清，浊者自浊”，关露的“清”，是用43年的骂名、牢狱、病痛换来的。 如今再看她的故事，才懂什么叫“哪有什么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替你负重前行”。 主要信源：（东南大学校史文化网——《“红色间谍”关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