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2名被捕地下党员临行刑前，监狱看守突然说：“我可以救你们出去，但只能救一个人，你俩抓紧时间商量一下，我救谁合适。” 林青1911年出生在毕节一个穷乡僻壤，家里穷，从小就得出去讨生活。十三岁那年，他就跑到本地一家铺子当学徒，帮人干杂活，挨老板的打骂是家常便饭。忍了几年，到十五岁实在受不了，干脆一咬牙收拾行李，一个人往重庆方向走。 那时候路也不好走，他跟着挑夫队伍，风尘仆仆地到了重庆城。运气还行，进了一个剧团，里面的人讲进步思想，排演些抗日的话剧，让他第一次感受到点温暖，也慢慢接受了追求平等自由的理念。没过多久，1927年他因为参加支持北伐的集会，被抓进牢里，那年他才十六岁。坐牢也没闲着，坚持自学点东西。两年后出狱，他考上了重庆的一所艺术学校，在学校里加入了青年团，毕业后组织上安排他去上海干秘密工作，1931年正式成了党员。 在上海那些年，林青没少冒险，组织工人学生搞活动，还办了个音乐社，教大家唱抗日歌。结果1932年又被捕，关了两年，敌人审问他啥也没说出来。出狱后，他找不到稳定工作，1933年回到毕节老家，继续推动抗日救亡。那里他拉拢了不少青年，办起艺术研究社，排演反封建的剧目，夏天的晚上大家聚在一起讨论时事，渐渐发展了几个党员，建立支部。他当上书记后，活动范围扩大到安顺和遵义，地方军阀派兵搜捕，他们就转移阵地，继续建支部。 刘茂隆这人呢，1912年生在郎岱，1931年去上海书店当学徒，接触进步书刊，第二年入团转党，干了些团职工作。1934年底回贵州，办世界语班和读书会，吸引青年加入。一九三五年初，中央红军到遵义，林青赶紧汇报地下情况，得到批准建贵州省工作委员会，他任书记兼遵义县委书记，刘茂隆后来成了常委。两人背景相似，配合默契，很快就上手工作。 他们最大的贡献，就是搞到国民党军事地图和电码本。那时候红军长征需要情报，林青他们通过内线从敌军电台偷出来，秘密传递过去，直接帮了长征的忙。没想到，干得正起劲儿，1935年7月19日，出事儿了。叛徒陈惕庐本来是自己人，后来变节，成了中统特务，带人包围了开会的地点，林青、刘茂隆和另外十七人全被抓。这就是有名的七一九事件，省工委几乎被一锅端。敌人抓到他们，乐坏了，尤其是警备司令郭思演，亲自上阵审讯。先是摆酒席，拉拢收买，许诺高官厚禄。林青和刘茂隆根本不理，头都不抬。郭思演见不行，就动粗了，用各种刑具折磨他们，林青的双腿被打骨折，刘茂隆也伤痕累累。拷打了一个来月，两人硬是一个字没吐。敌人见撬不开嘴，只能判死刑，把他们关进死牢。 死牢里日子难熬，行刑日期越来越近。没想到，转机来了。一个叫董亮清的看守，原来是上海的地下党员，失联后潜伏在监狱。他知道林青和刘茂隆身份后，决定冒险救人。董亮清告诉他们，自己只能救一个，因为监狱规定，死刑犯分开关押，他每次只管一个牢房，借押送上厕所的机会，才能带人翻墙逃走。时间紧，他催两人快决定救谁。林青一听，就说自己腿伤重，出去会拖累大家，坚持让救刘茂隆。刘茂隆不干，说林青是书记，责任大，对组织更重要，得先走。两人就这样推来让去，谁也不肯独活。董亮清夹在中间，左右为难。最后，林青用书记身份命令董亮清救刘茂隆，还故意制造混乱，大声喊叫吸引其他看守注意，给他们创造机会。1935年8月20日深夜，刘茂隆跟着董亮清借上厕所的名义，成功越狱，逃到城郊隐蔽点。 刘茂隆和董亮清脱险后，赶紧联系剩下的同志，试图营救林青。秦天真他们布置人手监视监狱，找漏洞，但敌人加强了警戒，围墙加高，巡逻加密，根本没机会下手。敌人对林青的监视更严，几天后就把死刑提前执行。1935年9月11日，林青被押到贵阳六广门刑场，一路上高呼支持共产党的口号，谴责国民党当局。敌人为了堵他的嘴，用刀片勒进嘴巴，他忍着痛继续喊，还唱起国际歌，直到枪响，倒地牺牲。那年他才24岁。林青的牺牲，没白费，他的精神激励了贵州的革命同志，刘茂隆他们后来重建组织，继续斗争。董亮清也重回队伍，贡献了不少情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