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健生（1912年4月 - 1993年3月19日），本姓邱，名照，贵州毕节人，是贵州重要领导人之一。

认识徐健生的人，不管是当年跟他一起在贵州乡下跑基层的老同事，还是毕节老家的街坊邻居，聊起他总爱说一句：“邱照（他本名叫邱照）这人，身上没一点‘官气’，就像咱们村东头那个爱帮人修农具的老木匠，实在。”这话听着普通，却把他一辈子最难得的样子说透了。

上世纪五十年代，他在贵州当副省长，管农业。那会儿乡下路不好，他下基层从不坐小轿车，说“四个轮子不如两条腿接地气”。有回带队去黔西北调研，碰上连阴雨，土路泥泞，秘书想找老乡借头驴让他骑，他摆摆手：“老乡的驴是干活的，我扛着两条腿来的，就能走着去。”结果深一脚浅一脚走了二十多里，到村里时裤脚全是泥，鞋底子都快磨穿了。村支书赶紧烧热水让他洗脚，他却先蹲在田埂上，扒拉着刚收割的稻子问：“今年亩产比去年多多少？种子是新改良的不？”旁边的年轻干部偷偷嘀咕：“省长咋跟个老农似的？”他听见了，笑着说：“我本来就是农民家庭出来的，忘了本可不行。”

他对自己“抠门”，对群众的事却大方。有年冬天去毕节乡下慰问，见有户人家孩子没棉衣，冻得直搓手，他当场把自己身上的棉袄脱下来给孩子穿上。随行的人劝：“您年纪大了，别冻着。”他说：“我冻着了能扛，孩子冻坏了可是一辈子的事。”后来他自己掏钱，让秘书去县城扯了布，给村里所有缺棉衣的孩子都做了件新棉袄。有人说他“小题大做”，他却板起脸：“群众的事没小事，孩子是咱贵州的未来，冻着一个都不行。”

“文革”那几年，他被下放到农场劳动，白天挑粪种地，晚上就在昏暗的煤油灯下看书。有年轻知青不理解，问他：“都这样了，还看这些有啥用？”他揉揉眼睛说：“脑子不能停，思想一滑坡，人就真垮了。再说，我还等着出去给贵州老百姓干活呢。”后来恢复工作，他第一件事就是跑到当年下乡的村子，挨家挨户敲门，问大家这几年过得咋样，有没有啥难处。有老乡拉着他哭：“徐书记，我们就知道你不会忘了我们。”

他一辈子没给家里人谋过啥“好处”。儿子高中毕业想让他安排个轻松点的工作，他却说：“我的岗位是党给的，不是给自家孩子谋私利的。要工作，就自己去考，凭本事吃饭。”结果儿子后来成了一名普通的铁路工人，在基层干了一辈子。有人说他“不近人情”，他却说：“当干部的，要是先替自家打算，群众咋能信你？”

现在咱们提起老一辈革命家，总爱说“高风亮节”“无私奉献”，这些词听着远，可在徐健生身上，你能看见这些词的“模样”——是田埂上沾满泥的裤脚，是给孩子披上的棉袄，是煤油灯下不熄的书本，是对家人“不近人情”的坚持。有时候我会想，现在条件好了，可像他这样“把群众当自家人”的干部，是不是还像当年那么多？或许少了，或许还有，但不管怎样，想起徐健生，就觉得心里踏实——原来真有人能把“为人民服务”过成一辈子的日子，简单，实在，却比任何豪言壮语都有力量。这种力量，大概就是咱们贵州人常说的“实在劲儿”，也是最该传下去的东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