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福建老农被请去北京参加国庆观礼，老农非常纳闷，省主席张鼎丞解释道：“22年前，你救了毛主席，毛主席想见你！”

王鼎荣从北京回来那天，村里人像看稀奇似的围在村口。他穿着走前新做的蓝布褂子，手里攥着个布包，里面是那封烫金请柬，边角都磨得起了毛。有人凑上来问：“鼎荣伯，见着毛主席了？他跟你说啥？”他咧着嘴笑，露出豁了颗牙的牙床：“说咱老区人好，还握了手，手劲儿真大。”

回到家，他把请柬小心夹在房梁上的旧账本里，照样扛着锄头下地。儿媳妇问：“爹，北京那么大，您就没多待几天？”他蹲在门槛上编竹筐，头也不抬：“地不等人，误了农时，吃啥？”第二天一早，他照旧去田里放水，有人说：“您现在是救过毛主席的人，咋还干这些？”他直起腰，擦把汗：“人活着，不就得干活？跟救没救人有啥关系？”

那年秋收，队里分谷子，会计非要多给他分两斗，说：“您是大功臣，该多拿点。”他把谷子推回去：“大家都一样出力，我凭啥多拿？”会计急了：“这是公社的意思！”他把扁担往地上一顿：“公社也得讲规矩，我王鼎荣不占这便宜。”最后还是按人头分的，他扛着自己那份谷子，脚步稳稳的。

后来孙子上学，老师在课堂上讲革命故事，提到“稻草藏人”，问谁知道这故事。孙子举手：“老师，我爷爷就是那个藏人的！”回家跟王鼎荣说，他沉着脸：“别跟人瞎显摆，那是大家一起干的，不是我一个人的事。”孙子不服：“可书上写的就是您啊！”他摸了摸孙子的头：“书上写归写，咱自己得明白，那会儿谁见了都会帮一把，换你爷在那儿，也得那么干。”

到了冬天，他犯了老寒腿，下不了地，就坐在门口编篮子。有记者来采访，问他当年害不害怕。他眯着眼看太阳：“怕？那会儿就想着别让敌人发现，哪顾得上怕。倒是后来想起，要是那会儿手抖了，竹耙没盖好……”他没往下说，只是用粗糙的手拍了拍膝盖，“人这一辈子，就跟种地一样，该浇水时浇水，该除草时除草，碰上坎儿了，咬咬牙就过去了。”

再后来，他年纪大了，走不动路，就坐在炕上翻那本夹着请柬的旧账本。账本里记着哪年收了多少谷子，哪年买了头耕牛，还有1929年那个雨天，他在农具房旁边晒的稻谷，记着“收谷三十斤，遇雨，未全干”。他指着那行字跟重孙子说：“你看，人活着，就得把日子过实在了，别想那些虚头巴脑的。”

现在想起王鼎荣，我总觉得，他这辈子就像田里的老黄牛，低头拉犁，不问前程。他没觉得自己救了谁，只觉得那天该那么做；也没觉得自己是功臣，只觉得日子该那么过。或许这就是最难得的——平凡人在关键时刻的那点“该做的事”，串起来，就成了历史。可他自己到最后，大概还是觉得，就是个种地的，没啥特别的。这种实在，有时候比那些轰轰烈烈的故事，更让人心里沉甸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