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济南军区司令杨得志上将收到一封信，内容为：“老首长，实在没有办法，才给您写信求助，”署名为“调皮鬼”，杨司令读完信后，气愤地讲：“他14岁参加红军，因为身负重伤回乡，现在却连饭都吃不上。”

写这封信的时候，朱道东正坐在江西瑞金老家那张缺了条腿的木凳上，脖子歪着，右手捏着半截铅笔，左手按着泛黄的纸。纸是从村里小学讨来的，背面还印着“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他盯着“调皮鬼”三个字，手直哆嗦——这绰号还是1931年杨得志团长拍着他肩膀喊出来的，那会儿他刚冒死送完情报，团长笑着说：“你这小鬼，鬼主意多，以后就叫调皮鬼！”

那年他才14岁，在县城学剃头，见红军路过，看战士们头发长了没时间理，就挑着剃头担子跟了上去。免费剃了三天头，临走时红一团的文书问他：“小鬼，跟我们走不？”他想都没想就点头，回家跟娘磕了三个头，说：“娘，等红军打了胜仗，我回来给您剃一辈子头。”

谁知道这一走，再回家时脖子就直不起来了。1942年在冀中跟鬼子拼刺刀，子弹从脖子穿过去，战友把他从死人堆里拖出来，他迷迷糊糊听见卫生员说：“脖子动不了，怕是废了。”他那会儿才25岁，心里就一个念头：不能拖累部队。硬撑着写了复员申请，领导说啥不让走，他急得拍桌子：“我连枪都扛不动了，留着干啥？让年轻娃上！”

后来在延安街头摆剃头摊，又遇到杨得志首长。首长拉着他手直掉泪，说啥要安排他去后勤，可没干多久，行军路上旧伤复发，一头栽倒在路边，醒来时部队早走远了。他拖着身子往南走，一路要饭，走了大半年才回到瑞金。

回家后他没跟人提过自己是红军，村里人只知道他脖子不好，说话费劲，靠着剃头手艺混口饭吃。土改时他帮着工作队登记人口，脖子疼得厉害就拿块布垫着，有人问他：“老朱，你这脖子咋回事？”他咧嘴笑：“没事，年轻时干活不小心扭着了。”

真正熬不住是1969年冬天，雪下得特别大，他咳得整晚睡不着，家里米缸见了底，小孙子抱着他腿哭：“爷爷，我饿。”他摸着孙子头，心里像被针扎。夜里翻来覆去，想起杨得志首长说的“有事找组织”，可他连个证明都没有，咋找？

最后还是咬咬牙，找出那半截铅笔。信写得短，改了五遍，“求助”两个字写了又涂，涂了又写。他怕给老首长添麻烦，更怕人家不认他这个“调皮鬼”。直到把信投进邮筒，他还在想：要是首长忘了我，这信就当喂了邮差的狗。

杨得志派来的人找到他时，他正在给村头的五保户王大爷剃头。脖子歪着，左手扶着王大爷头，右手拿着剃刀慢慢刮。调查组同志说：“朱道东同志，杨司令让我们来接您。”他手里的剃刀“当啷”掉在地上，半晌才憋出一句：“首长……还记得我？”

后来县里给他落实了政策，送来了补助和新棉被，他把一半补助给了王大爷，说：“大爷，当年红军过草地，都是互相背着走的。”有人问他：“老朱，你当年要是不参军，现在说不定是县城大老板了。”他脖子歪得更厉害，却笑得大声：“啥老板不老板的，当年跟着红军走，就是想让老百姓都能吃饱饭。现在乡亲们能吃饱，我这脖子歪得值！”

前阵子村里修纪念馆，年轻人来采访他，他还是那句话：“别写我，写那些没回来的娃。我这条命是捡来的，能活着看到老百姓过好日子，就够了。”

每次想起朱道东，心里总觉得堵得慌。这些老红军啊，当年扛枪打仗不是为自己，现在日子好过了，他们还是把自己放在最后。啥叫初心？这就是初心——一辈子心里装着别人，唯独没有自己。现在我们能安安稳稳过日子，不就是靠这些“调皮鬼”们当年豁出命去拼出来的吗？他们的故事，真该多讲讲，让更多人知道，今天的好日子，从来都不是天上掉下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