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知青王鲁明被安排到云南一所中学当老师，在批改作业时，突然看到作业中夹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王老师，我爱你，长大了嫁给你。看到纸条上的内容，他脸红心跳的把纸条撕了。谁料，没过几天，该生又写了一份…… 王鲁明捏着第二张纸条的手指都在抖。纸条还是用作业本的边角纸写的，字迹歪歪扭扭却透着执拗，和上一张一模一样。他抬头扫了眼窗外，远山裹着薄雾，教室里的木桌凳被磨得发亮，墙角的簸箕里还堆着学生们捡来的松果。 他是上海来的知青，下乡三年，刚从生产队调到这所公社中学教语文，满打满算才上岗两个月。22岁的年纪，本身还带着点少年气，哪经得住这种阵仗。 他把纸条揉成一团，塞进裤兜，胸口的悸动半天没平复。他认得这笔迹，是班里的李娟，那个总坐在第一排，穿着打补丁的粗布衣裳，却把课本包得整整齐齐的小姑娘。 李娟才十三岁，是班里年纪最小的学生。她爹在山里砍树时摔断了腿，娘要操持家务还要照顾病人，她每天放学都要割猪草、喂鸡，作业只能在煤油灯下赶完。王鲁明记得，她总爱课后追着他问问题，眼睛亮得像山里的星星。 有次她发烧没来上课，他提着熬好的姜汤走了两小时山路去家访，推开门就看见她趴在床上抄生字，腿上还放着没编完的竹筐。 也就是从那之后，李娟看他的眼神多了点不一样的东西。王鲁明那时候只当是孩子依赖老师，没往心里去，直到第一张纸条出现。 他纠结了整整一个晚上。知青点的土坯房里，他对着煤油灯发呆，裤兜里的纸条硌得他难受。批评她？怕伤了孩子的自尊心，山里的娃本就敏感。装作没看见？又怕她越陷越深，这个年纪的小姑娘，心思纯粹得很，认死理。 第二天早读课，他盯着李娟的后脑勺看了半天，她的辫子扎得歪歪扭扭，想来是早上起晚了没来得及梳。他终究没忍住，下课铃一响，就叫住了她，声音压得很低：“来我办公室一趟。” 办公室就一张旧木桌，桌上堆着教案和学生的作业。王鲁明让李娟坐下，自己却站着，半天憋出一句：“你这个年纪，该好好读书。”李娟低着头，手指抠着衣角，眼泪啪嗒啪嗒掉在地上，砸出小泥点。 她不说话，就那么哭着，王鲁明更慌了，他手忙脚乱地找纸巾，翻了半天只翻出一块皱巴巴的手帕。 “我没有别的意思，”他的声音软下来，“山里的孩子不容易，只有读书才能走出大山，看到更广阔的天地。等你长大了，就会明白，现在的这份心思，只是对老师的依赖。” 李娟抬起头，泪眼朦胧地看着他：“王老师，你对我好，比我爹娘对我还好。”王鲁明的心猛地一揪。他想起自己刚来的时候，水土不服，浑身长疹子，是学生们偷偷给他送草药；想起他讲上海的外滩时，孩子们眼里的向往。 他忽然明白，李娟的这份“喜欢”，根本不是成年人眼里的情爱，是孤苦的孩子抓住的一束光，是贫瘠岁月里的一点甜。 他蹲下来，看着李娟的眼睛：“那你更要好好学习，将来考出去，去看看上海的外滩，去看看外面的世界。老师会一直陪着你，直到你实现愿望。” 从那以后，李娟没再写过纸条。她的学习更用功了，课堂上的眼神依旧明亮，只是多了几分坚定。王鲁明也更上心，他把自己带来的课外书都送给她，还帮她申请了学校的助学金。 课余时间，他会带着学生们去山里采风，教他们写作文，李娟的作文总是写得最好，字里行间满是对大山的热爱和对未来的憧憬。 1980年，知青返城的政策下来了。王鲁明收到通知的时候，正在给学生们上最后一课。他站在讲台上，看着台下一张张稚嫩的脸，喉咙发紧。李娟坐在第一排，眼神定定地看着他，没有哭。 临走那天，天还没亮，学生们就堵在了知青点门口，李娟递给她一个布包，里面是一双纳得整整齐齐的布鞋，鞋底绣着一朵小小的山茶花。“王老师，我会好好学习的，我会走出大山的。”她的声音很轻，却很坚定。 王鲁明回了上海，进了一所中学教书。他时常想起云南的大山，想起那群淳朴的孩子，想起李娟那双明亮的眼睛。一晃二十年过去，他已经两鬓斑白。某天，他收到一封来自云南的信，信封上的字迹很熟悉。 信是李娟写的，她说自己考上了云南师范大学，毕业后回到了家乡的中学教书，成了一名和他一样的语文老师。 信的最后，她写道：“当年的纸条，是我这辈子最勇敢的心事。谢谢您，没有嘲笑我，没有否定我，而是给了我一束光，让我沿着这束光，走到了今天。” 王鲁明拿着信，眼眶湿了。他忽然明白，老师这个职业，从来不止是传授知识，更是点亮一颗颗懵懂的心灵。 那些年少时的小心思，从来都不是洪水猛兽，只要用耐心和温柔去引导，就能变成成长路上最珍贵的动力。教育的本质，就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 懵懂的情愫藏着成长的力量，温柔的引导能照亮一生的路。师者的责任，从来都在课本之外。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