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刘亚楼病逝前，叫来了小他18岁的中俄混血妻子翟云英，对她说：“我这辈子，最对不起你，我走后，你可另寻良伴！”

那会儿我眼泪一下子就涌上来了，握着他的手直发抖，话都说不囫囵。他以前从不这样说软话的，在部队里是说一不二的司令，在家里也总板着脸，可那天他眼里的红血丝，我记到现在。

其实我知道他为啥这么说。我们结婚那年，我才19，他36，身边人都说我傻，跟着个“老头子”。他自己也总念叨，说我本该过轻松日子，却跟着他东奔西跑，住过漏雨的土坯房，吃过掺沙子的窝头，连件像样的新衣服都没穿过几件。有次他从前线回来，兜里揣着个皱巴巴的糖纸，里面包着块快化了的水果糖，塞给我时脸都红了，说“看供销社剩的，给你尝尝”。我知道，那是他跑了好几里地才买到的。

他生病那阵子，夜里总睡不安稳，老说胡话，不是喊“快抢占高地”，就是问“孩子们今天上学没”。有天他难得清醒，拉着我的手说：“云英啊，我这辈子带兵打仗还行，当丈夫当爹，差远了。你还年轻，别被我拖累。”我当时就打断他，说啥拖累，你在前线指挥千军万马，我在后方教孩子识字，这就是我们的日子，我觉得挺好。

后来他走了，我守着四个孩子，还有他老父亲和我妈。有人劝我，说“你还不到四十，找个人搭伴吧”，我都摇摇头。不是不想，是心里那个位置，被他占得满满当当。记得刚结婚时，他学做俄罗斯红菜汤，把厨房弄得乌烟瘴气，最后端上来一碗黑乎乎的东西，我笑着全喝了，他在旁边紧张得直搓手。还有他第一次见我妈，用俄语喊“妈妈莎”，把我妈乐得直抹眼泪，说“这孩子，心细”。

现在孩子们都大了，各自有了小家，我妈也找到了苏联的亲人，算是把他的嘱咐都办妥了。有时候坐在院子里晒太阳，看着他的照片，总觉得他还在。他要是还在，肯定会说“老婆子，你看我没说错吧，孩子们都出息了”。可转念又想，他让我改嫁，也是怕我孤单。唉，这人啊，活着的时候老替别人想，走了也不安生。

有时候觉得，守着回忆过一辈子，挺值；有时候又觉得，要是当初听他的，是不是会轻松点？可世上哪有那么多“要是”呢。他在我心里，就像天上的星星，不一定天天看见，但抬头就能感觉到。这样，也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