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52岁的金庸为了一个23岁的女招待，执意要与妻子离婚。妻子同意、但有条件，那个女的必须绝育。金庸才答应没多久，他的长子竟然就自缢身亡了。

那时候的金庸，大概没料到一个决定会像多米诺骨牌，推倒的是一整个家的安稳。他和妻子朱玫，从年轻时一起打拼过来，朱玫不是只会围着家庭转的女人，她懂报纸的门道，会帮着看版面、改标题，甚至在《明报》最艰难的时候，把自己攒了多年的积蓄拿出来补窟窿。可日子久了，两个人的想法越来越拧巴，金庸想把报纸办得更“敢说话”，朱玫却总劝他“稳一点，家里还有孩子要养”。吵得多了，话就越来越少，他开始习惯往外跑，好像只有在外面，才能喘口气。

那个23岁的女招待，后来大家叫她“小龙女”，其实那时候她就是个普通的打工姑娘。金庸说她身上有“简单的干净”，不像家里，连空气都带着火药味。他开始频繁去找她，有时只是坐着不说话，看她忙前忙后。姑娘话不多，递水时会轻轻说“小心烫”，看他咳嗽会默默泡杯蜂蜜水。这些细碎的温柔，成了他逃避家里争吵的“避难所”。

朱玫知道这件事时，没有哭也没有闹，只是把家里的账本、孩子的成绩单摊在桌上，平静地说：“要走可以，钱我不多要，够养孩子就行。但那个姑娘，不能生孩子。”金庸当时没多想，只觉得这条件能接受，急着把事情了了。他甚至没跟姑娘商量，直接带她去了医院。后来他才知道，姑娘在手术台上哭了很久，不是怕疼，是问“以后我们老了，连个孩子陪都没有，你会不会后悔？”他当时没回答，现在想来，那句没说出口的话，其实是他自己心里也没底。

长子查传侠走的那天，金庸正在外地开会。接到电话时，他手里的笔“啪”地掉在地上，半天说不出话。孩子在美国读书，之前打电话总说“爸妈你们别吵了，我累”，他当时只觉得是孩子不懂大人的难处。后来才从朋友那里听说，孩子去世前留了张纸条，写着“你们都只想着自己，没人在乎我”。那一刻，金庸突然觉得心里空了一块，好像自己亲手把最珍贵的东西弄丢了。

离婚后，他和那个姑娘过到了一起。姑娘对他很好，每天变着花样做他爱吃的菜，陪他散步，帮他整理书房。可他偶尔会在深夜惊醒，想起朱玫当年在灯下改稿的样子，想起儿子小时候抱着他脖子说“爸爸写的故事最好听”。朱玫后来没再嫁，一个人把剩下的几个孩子拉扯大，孩子们长大后都挺有出息，只是跟他渐渐疏远了。有人说朱玫晚年孤独，可他去看过一次，她在老年大学学书法，笑得挺开心，见了他也只是淡淡点头，像陌生人。

现在想想，人这一辈子，好像总在做选择题。选了这条路，就注定要错过那条路上的风景。当年以为逃离了争吵就是解脱，却没料到有些代价，要用一辈子来还。那个说要给他“简单干净”的姑娘，后来也会在他叹气时默默递杯茶，什么都不说，可他知道，她心里也藏着遗憾。至于朱玫，或许她早就放下了，只是我们这些旁观者，还在替他们算着谁对谁错。其实哪有什么对错呢，不过是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处境里，做了当时以为对的选择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