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有人想动手否定毛主席，胡乔木提出不再称“毛主席”，改叫“毛泽东”，但黄克诚将军听完总觉得别扭，当场要求胡乔木把称呼改回来。 毛主席逝世后，议论一下子多了起来，建国以来那些绕不开的问题被端上桌。 有人把“怎样评价毛泽东、毛泽东思想”说成学问题，话里却带着刀子；也有人装糊涂，想把功过搅成一团。黄克诚听到这些风声，心里发紧。 他在中央纪委的座谈会上讲了一大段：正确评价和维护毛主席，对党和国家是个根本问题，不能含糊，不能让人趁乱伸手。会后有人提议把讲话整理公开，让更多人别被杂音牵着走。黄克诚答应了，前提摆清楚，得送中央审核。 黄克诚这人，大家喊他“黄老”，多半是他老爱提意见，老爱唱反调。 唱反调唱到挨批也不改。一九三〇年有人喊“攻打武汉”，把攻下中心城市当成胜负钥匙，黄克诚偏要泼冷水，说条件不够，硬冲不现实。 他拿湖南起义的教训说事：光夺几座城，撑不起长久发展。这话一出口，批评就来了，纵队政委职务也被撤。彭德怀认可他的判断，还劝他少放炮，他回得更硬：明知不对还让闭嘴，做不到。 对毛主席，他照样敢顶。 一九四六年“四平决战”，毛主席给林彪连发十几份电报要求坚守，黄克诚却多次主张撤退，还直接向中央电告自己的理由。 五月，毛主席也在电报里松了口，觉得守不住就主动放弃，由阵地战转为运动战。后来见面，毛主席说死守四平是自己做的决定，黄克诚反问：决定就不会出错吗。毛主席只说让后人评说去吧。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毛主席判断东北特别重要。 黄克诚更警觉，觉得日本嘴上投降，手上未必缴械，转眼可能变成国民党的一股力量，形势成熟就会打大仗。他给毛主席发电报，主张尽量多派队伍赴东北，谈判和外力干预靠不住。 九月，他奉命率三万五千多人赶赴东北，途经山东被要求停留一周担作战任务，他认定蒋介石势在必得，谁先到谁占先机，得开足马力赶路，又把意见电告中央军委，军委赞同。 十月、十一月国民党靠美国军舰保障大批调兵东北，调令一度不一致，一边命他迅速向辽西锦州集合，隔天东北方面又命他不要去锦州待机接敌。 黄克诚分别请示，毛主席当天回电，安排他与梁兴初师分路前行，十一月二十四日到锦州待命。 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三次把黄克诚推到关键位置。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平津战役前夕，他任天津军管会主任兼天津市委书记，接管天津只用一周就做到“完整接收”，马上转入城市建设，还把经验、问题、教训写成报告上报。 毛主席看完评价他实事求是、敢说真话、善于总结。次年四月香山讨论建设问题，黄克诚被召见，握着主席的手问候身体，毛主席回说老毛病，又说辛苦换来胜利值得。 毛主席当场谈安排，让他去湖南主持党政军，说你去湖南我放心。开国大典后他赴湖南任省委书记，剿匪、土改、支持抗美援朝、镇反，恢复生产经营，发展文化事业，培养人才。到一九五二年九月，中央调他进京任中央军委副总参谋长兼后勤部部长。 黄克诚舍不得湖南，说更适合地方工作。 毛主席解释后勤部刚成立，制度混乱，是个乱摊子，需要强的领导人，他就是合适人选。黄克诚服从赴任，后来历任多项要职，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大将军衔。 粉碎四人帮后他复出，任军委顾问，后任中纪委常务书记，抓党风党纪很硬。 有三位高级干部在饭店吃饭花了公款四百块，被他知道后下指示：天王老子也查，不仅要查，还要处理。听说是老部下，他还打电话骂，问对方是不是官做大了，老虎屁股摸不得了。那人赶紧道歉，用工资补回四百块。 回到那份讲话稿。黄克诚把稿子送邓小平审阅，邓小平说站位高、感人、有说服力，可以发表，文字由胡乔木把关。胡乔木出于严谨，把文中的“毛主席”改成“毛泽东同志”。 黄克诚立刻拦住，说把称谓改了，感情上过不去。 邓小平也表态，毛主席不是简单称谓，是党和人民对其功绩的认可，必须保留。 称谓改回去，稿件以《关于对毛主席的评价和对毛主席思想的态度问题》为题在《解放军报》头版头条发表，引起广泛反响，黄克诚收到几百封来信。 有人提到他也受过冤屈，他回得干脆：做人不能忘本，不能从个人角度看历史问题，更不能拿历史开玩笑。 一九八〇年他已七十八岁，身体大不如前，却仍围绕怎样对待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讲了两个小时，反对把建国以来的错误全算到毛主席头上，强调客观、全面、科学评价。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黄克诚因病逝世，享年八十四岁。 临终他叮嘱不过度医疗，丧事从简，家属不许再向组织提要求，说自己不能再为党工作，不必再因他浪费国家的钱。追悼会上，人们称他为共产党人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