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国庆节前，关在秦城监狱的屈武，突然接到毛主席的邀请：“来北京人民大会堂，参加国庆招待会！”

屈武盯着那封红底金字的邀请函，手指在“毛泽东”三个字上摩挲了好久。六年多了，他每天数着墙上的刻痕过日子，从最初的愤怒到后来的麻木，再到如今，心像被什么东西猛地撞了一下，酸得发疼。他想起刚入狱那会儿，造反派把他的眼镜摔碎，他看不清台下人的脸，只听见有人喊“苏修特务”，他想辩解，喉咙却像被堵住，只能死死咬着牙。那时他常想，自己这辈子是不是就栽在这些莫须有的罪名上了？

看守递来一套新衣服，料子不算好，但干净。他换衣服时，摸到腰上那道旧伤，是当年被木棍砸的，现在阴雨天还会疼。他想起在新疆的日子，骑着马在戈壁上跑，风沙打在脸上生疼，可心里是亮堂的——那会儿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是为了让更多人能好好活着。现在呢？关在这五平米的牢房里，连太阳都见得少，他甚至开始怀疑，当年救下那131个同志，到底值不值？

去人民大会堂的路上，车窗外的北京变了不少。他记得1949年刚到北京时，街上还有不少土坯房，现在高楼多了，人也多了，可他心里空落落的。到了宴会厅，灯光亮得晃眼，他看见周总理朝他走过来，头发比记忆里白了好多，握着他的手说“老屈，让你受委屈了”，他鼻子一酸，眼泪差点掉下来。他想开口说点什么，却发现喉咙发紧，最后只挤出一句“总理，您也老了”。

毛主席在主席台上招手，让他过去坐。他走过去，腿有点打颤，不是害怕，是激动，也是茫然。这么多年了，他以为自己早被忘了，没想到毛主席还记得他。坐下后，他看着满场的人，突然觉得有点不真实。以前在新疆搞统战，见惯了各种人，那会儿觉得自己像颗螺丝钉，哪里需要往哪拧，现在突然被放在这么显眼的位置，反而不知道该怎么待了。

后来他出狱了，有人劝他写写自己的经历，说能让更多人知道他的功劳。他摇摇头，说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他开始去各地走走，见了不少当年的老战友，有的没熬过那些年，已经不在了；有的见了他，抱着他哭，说以为再也见不到了。他心里不好受，却安慰人家：“活着就好，活着就能看到天亮。”

他最常去的还是民革中央，有时候拄着拐杖坐在那儿，听年轻人讨论两岸的事。有人问他，跟蒋经国是同学又是结拜兄弟，为什么不直接联系？他叹了口气，说：“个人情分是一回事，民族大义是另一回事。他要是能明白，不用我多说；要是不明白，我说了也没用。”后来他写了那封《致蒋经国先生书》，有人说他胆子大，他却说：“我都这把年纪了，怕什么？就想替老百姓说句心里话——别再折腾了，好好过日子比啥都强。”

1992年他走的时候，抓着儿子的手说要把骨灰撒在天山。我想，他大概是忘不了新疆的风沙，忘不了那些在戈壁上一起骑马的日子，忘不了那些他拼了命也要救出来的人。现在去乌鲁木齐烈士陵园，还能看到他的墓碑，上面写着“新疆和平解放的功臣”。其实在我看来，他更像个普通人，一辈子起起落落，有过风光，有过委屈，可心里始终揣着点东西，那东西叫“值得”。有时候我会想，要是换成我，在牢里待六年多，还能不能像他那样，出来后还想着为别人做点啥？可能很难吧。这世上哪有那么多英雄，不过是有人在难的时候，没把心里的那点光掐灭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