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 年，何香凝在逃离香港途中，被一伙人开枪逼停了船，船长吓得脸都白了，何香凝却说：“跟他们说，我何香凝在船上，要抢就过来！”

那会儿船上除了她，还有十几个逃难的老百姓，有抱着孩子的妇人，有背着包袱的学生，大家都缩在船舱里不敢出声。喊话的人听了这话，沉默了好一会儿，甲板上的脚步声慢慢近了，有人扒着船沿往下看，手电筒的光晃得人睁不开眼。何香凝没躲，就坐在船板上，手里攥着块磨得发亮的旧怀表——那是廖仲恺生前总带在身上的，表盖内侧刻着个“凝”字。

“真是廖夫人？”上面的人声音发颤，“我们是附近渔村的自卫队，听说有汉奸坐船跑，才拦的……”何香凝抬头笑了笑，把怀表举起来：“我这辈子没做过亏心事，倒是给前线送过不少药。你们要是不信，我这里有张药方，是给受伤战士配的，上面有我画的草药图。”

有人跳下来拿过药方，借着月光看了看，突然立正行了个礼：“夫人，对不住！我们这就送您走，前面有个隐蔽的小码头，能避开日军巡逻队。”原来这队自卫队里，有个老汉的儿子三年前在淞沪战场受过伤，当时就是何香凝带着医疗队救的人，老汉总跟儿子念叨“廖夫人是活菩萨”。

船重新开起来时，那个抱孩子的妇人凑过来，往何香凝手里塞了个熟红薯：“夫人，您吃点，我家男人也是打鬼子的，他说好人都会平安。”何香凝握着红薯，暖乎乎的，想起三天前从香港出来时，邻居陈阿婆硬塞给她的那袋米，说“留着路上吃，别让鬼子看扁了”；想起帮她划船的哑巴船夫，比划着说要送她到安全地方，怎么劝都不肯收钱。

到了小码头，自卫队的人要背她上岸，她摆摆手自己走，脚底下被石头硌得生疼，却走得很稳。后来才知道，那天拦船的人里，有个小伙子是她当年在广州办的女子学校的学生，认出了她袖口上绣的兰花——那是她教学生们绣的，说“兰花有骨气，咱们中国人也得有”。

在后方安顿下来后，何香凝没闲着，把带来的几件首饰当了，换了钱买纸笔，天天坐在土坯房里画画。画的不是猛虎也不是牡丹，是老百姓的生活：织渔网的渔家女，修农具的老木匠，给战士送水的孩子……画好就托人带到南洋，华侨们看了都说“这才是咱们中国的根”，捐的钱更多了。

有回她画到半夜，油灯快灭了，摸黑添油时碰倒了砚台，墨汁洒了一桌子。她蹲下来擦，看着纸上晕开的墨团，突然笑了——想起当年廖仲恺总说她“做事毛毛躁躁”，可现在，这些“毛毛躁躁”的坚持，不也成了对抗战有用的东西？

后来有人问她，那回被枪指着怕不怕，她没直接回答，只说：“怕过，但看到身边那么多人都在使劲，就觉得自己不能退。你看啊，一个人的力气小，可大家攥成拳头，就没有打不碎的困难。”

现在想想，那个年代的人，好像都带着股韧劲儿。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英雄壮举，就是在自己的位置上，把能做的事做到底。何香凝是这样，那个送红薯的妇人是这样，连那个哑巴船夫也是这样。他们就像土里的草，看着不起眼，可春天一到，就能从石头缝里钻出来，连成一片绿。这种劲儿，大概就是咱们中国人最该记住的东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