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一个日军少将，带4个随从外出游玩，谁知，却被新四军发现行踪，新四军旅长笑道：“5个鬼子，咱们用一个营对付他们吧！”

这话传到三营战士耳朵里时，正在擦枪的小李差点把枪栓掉地上。“营长，5个人用一个营？是不是太……”话没说完就被营长瞪了一眼。营长把手里的情报纸拍在桌上：“看清楚，这不是普通鬼子，是山县业一。”

小李凑过去，纸上歪歪扭扭写着几行字：“山县业一，116师团119旅团长，少将。九一八后在东北屠杀抗联，皖南事变后率部扫荡无为，烧了七个村子，抓了两百多老百姓。”旁边还画着个简易人像，三角眼，八字胡，看着就透着狠劲。

“这狗东西手上有多少血？”小李咬着牙问。“数不清，”营长声音压得很低，“抗联三次想收拾他都没成，这次他自己送上门，穿便衣带仨护卫，连枪都没带齐，情报员跟了他三里地，确认没后援。”

那天下午，三营悄悄集合。没有号声，没有口号，战士们猫着腰跟在向导后面，踩过结霜的田埂。向导是个五十多岁的老乡，儿子上个月被山县的兵抓走，至今没回来。他走在最前面，脚步轻得像猫，手里的柴刀时不时拨开挡路的灌木。

到了钓鱼台附近的林子，营长让大家就地隐蔽。天快黑时，远处传来脚步声，五个身影晃了过来。走在中间的那个，穿着灰色长衫，手里还摇着把折扇，正是山县业一。他旁边的向导低着头，手紧紧攥着衣角——后来才知道，那是咱们的地下党同志，故意装作害怕，实则在给战士们打暗号。

“打！”营长低声下令。第一枪是神枪手老周开的，直接撂倒了走在最后的护卫。剩下两个护卫刚摸向腰间，就被两边的战士用刺刀捅倒。山县业一愣了一下，转身就往林子深处跑，可没跑几步，小李和另外两个战士从树后跳出来，三把枪同时响了。

战斗结束得很快，前后不到一袋烟的功夫。战士们搜山县尸体时，从他怀里摸出个小本子，里面记着密密麻麻的名字，后面都画着叉——后来才知道，那是被他杀害的中国人名单。

老乡看到山县的尸体，蹲在地上哭了，一边哭一边说：“俺儿子要是还在，也能看到这一天了。”那天晚上，三营悄悄撤回去，没人声张。直到半个月后，日军司令部才传出消息，说山县“因病殉职”，还追了个中将。

后来我听老战士说，当时有人觉得用一个营打五个人太“浪费”，但营长说：“对付这种杀人不眨眼的畜生，多一分准备就少一分风险。咱们不是在打五个鬼子，是在给死去的同胞报仇，不能出半点差错。”

现在想起来，这事儿哪是什么“牛刀杀鸡”，分明是一群被仇恨和决心撑着的普通人，在最艰难的时候，用最稳妥的方式，干了件最解气的事。没有那么多大道理，就是觉得，该干，就得干成。只是每次想到那些死在山县手里的人，心里还是堵得慌——胜利的背后，永远藏着太多来不及告别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