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头，男子在家摔了一跤，查出右脑出血，医生却开了左脑手术，他妻子瞥见伤口，当时就急得直跺脚，赶紧找医生说搞错了，医生才又给右脑补做了手术，现在男子左边身子没知觉，天天躺医院，连话都说不清，一开始医院每月给1.8万护工费，现在不仅停了钱，还催家属赶紧处理，家属要300万赔偿，医院说太多批不下来，事儿拖了好久，一直没个准信，他妻子白天守病床，喂饭擦身，夜里蜷在折叠椅上，根本睡不好，跑医院、找部门申诉，腿都跑细了，看着丈夫遭罪，自己却没辙，心里像堵着块石头，急得满嘴起泡，好好的家散了大半，她快撑不住了。 包头的潘女士，这三年的生活，是从丈夫的两次开颅手术开始变样的。 2023年大年初十，她攥着丈夫老王的手进了医院——老王在家摔跤后查出右脑出血，医生说“手术能救”，她悬着的心刚落了半分。 可术后没几天，她盯着丈夫头上的疤愣了：明明说开右脑，怎么左边也有缝合的痕迹？ 追问才知道，医生把“右”当成了“左”，开错左脑后又补开了右脑，丈夫的头被生生开了两次。 那时候潘女士在医院走廊蹲了半宿，眼泪把口罩浸得透湿。 之前丈夫是开大车的，一米八的个子，扛几十斤货上下车都轻松，家里那辆贴着“福”字的红卡车，是他们攒了大半辈子的底气。 可现在，丈夫躺在病床上，左侧身体动不了，左耳化脓到变形，连说话都含糊不清。 这三年是真的熬。潘女士每天天不亮就往医院跑，擦身、喂饭、盯吊瓶，夜里蜷在病房的折叠椅上睡，早上起来后背都是僵的。 她不敢跟七十多的公婆说实话，只说“恢复得慢”，挂了电话手都在抖——丈夫是家里的顶梁柱，如今成了24小时离不开人的病人，孩子还在上学，全家的开销像块石头压得她喘不过气。 医院起初每月给1万8的护工费，是她仅有的“喘口气”的机会：请个白天的护工，自己能抽空回趟家洗件衣服。 可今年1月，这笔钱突然停了。 她跑去找医院，科室推给行政，行政只说“等调查”，绕了一圈，只等来一句“再等等”。 去年11月，律师帮她算过账：后续康复、护理、丈夫的误工损失加起来，300万都是往少了算。 她攥着赔偿清单找医院，得到的回复是“金额太高，没法批”。 走出医院大门，冷风裹着雪砸在脸上，她蹲在路边哭了——不是心疼钱，是心疼丈夫头上那两道歪疤，心疼这三年里丈夫夜里喊疼的每一声。 现在她的包里，永远装着三样东西：丈夫的病历、护工费收据、写满诉求的投诉信。 往卫健委跑了一趟又一趟，鞋跟磨平了，嘴皮说破了，她要的不是300万，是“一个说法”——想让丈夫遭的罪没白受，想让那开错刀的失误，能被实实在在地“认下来”。 前几天她给丈夫擦手，丈夫突然攥住她的手腕，含糊地说“回家”。 她背过身抹了把泪，笑着转过来：“快了，等事儿解决咱就回家。” 可她心里清楚，“回家”早不是从前的样子了：红卡车落了灰，沙发蒙着布，丈夫再也不能扛着货笑哈哈地进门。 但她还是得熬：熬到调查有结果，熬到赔偿落了地，熬到丈夫能坐在自家院子里，晒上哪怕十分钟的太阳。 这三年，她没睡过整觉，没穿过干净衣服，可总说“不能垮”——她是丈夫的手和脚，是这个家剩下的那根梁。 只是偶尔夜里，盯着丈夫头上的疤，她会忍不住想：要是那天手术没开错，现在的日子，会不会不一样？ 《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一十八条和第一千二百二十一条说得很清楚，患者诊疗中受损害，医疗机构或医务人员有过错，就得承担赔偿责任，医务人员没尽到相应诊疗义务造成损害，医院也得担责。 医生把右脑手术开成左脑，明显是重大诊疗过错，和患者左边没知觉、长期卧床的损害直接相关，医院肯定跑不了责任。 之前医院给护工费，其实就是默认了自身责任，现在突然停费还催处理，完全不符合规定。 家属要300万赔偿，也不是瞎要，按《关于审理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得结合医疗费、后续康复费、护理费、误工费等实际损失算。 根据《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家属可以先跟医院协商，谈不拢就找卫健委申请行政调解，或者直接起诉。 关键是把病历、护工费收据、沟通记录这些证据留好，法律会给受害者撑腰，不用怕医院拖着不处理。 对于此事，大家怎么看？ 素材来源于红星新闻2025.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