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1月，上海街头，杨振寰等三名旧时代“讼棍”被戴纸帽示众。他们身着长衫，神情平静，却以代写诉状为名欺诈百姓，从公道维护者沦为鱼肉乡里的吸血鬼，遭人痛恨。 旧社会里，杨振寰、李鸿福、赵幼青这些人靠帮人写诉状混饭吃。起初有些讼师还算帮民众打官司，但多数人慢慢变味，专帮有钱人钻空子，利用法规漏洞捞好处。杨振寰他们就在法院附近转悠，拉住来办事的百姓，吹嘘自己写状子水平高，能稳赢官司。 收费狠，从几百到几千不等，一天有时赚得不少。这些人坑普通老百姓，敲诈勒索，早就没人看得起。新政权上来后，旧律师体系直接取缔，这些人还继续私下干活，干扰新司法工作。 在旧中国，讼师常被看成教唆打官司的坏东西，民间故事里多是狡猾贪婪的形象。因为他们钻法律空子，为有势力的服务，少有真帮穷人说话的。 解放后，人民法院成立免费代书处，就是为了让百姓不用花钱写状子，还明令禁止私人收费代写。可杨振寰三人不管这些，在法院边上揽生意，自夸能操控结果，严重影响新制度推行。 这些人活动时间长，旧司法乱，民众打官司离不开这种中介。他们收钱后不讲公正，加重当事人负担。杨振寰他们靠这个发财，却惹来百姓怨恨。新中国废除旧法，取缔私人讼师，他们还不改旧习。 1949年夏天，上海市人民法院开始运转，开设免费问事代书处，帮民众起草文书，并禁止私人收费。可杨振寰、李鸿福、赵幼青三人不守规矩，在法院附近拉人，说自己经验足，能保证胜诉。法院开群众大会，把三人带上台，让他们交代行为。 三人面对众人，承认收高费敲诈当事人，收费数百到数千，一天收入多。大会严肃，群众指责不断。之后，1949年，三人戴纸高帽，敲铜锣，在上海街头游行。高帽标明行为，锣声响彻街道，引来市民围观。 街上人群多，有人指点，有人斥责。三人穿旧长衫，走路慢，锣声时断时续。围观里有被敲诈过的百姓，目光愤怒。三人表情僵硬，举锣沿闹市走。第二天，报纸报道游行细节，很快成街谈巷议话题。 大会上，人民法院秘书科负责人宣布，李鸿福和赵幼青保释，杨振寰因另案留审。现场群众鼓掌。 游行报道出来后，社会议论多，有人觉得方式过重，引起不安。上海市领导注意，指示人民法院院长汤镛查访。汤镛问工作人员，与三人谈，又了解民众情况，发现处理虽为教育，但方式不当，易引起误解，不利新上海稳定。 汤镛让相关人员反思，上报检讨。领导研究后，决定11月18日报纸刊登汤镛检讨，指出戴高帽不符合法治，要改正。同时，给秘书科负责人洪流警告处分，汤镛免罚。 报纸还发训令，批评个别工作人员用不当手段，脱离法律，损害政府形象。要求各机关以此为鉴，加强法治学习，确保政策执行准，维护民众权益。此后，私人讼师活动彻底禁，杨振寰等人接受改造，旧习不再。 这一处理显示自律，及时纠偏，确保司法正轨。事件后，新司法制度完善，免费代书惠及百姓，讼棍现象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