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1月25日凌晨，王稼祥在病榻上最后一次睁开眼睛，紧紧握住妻子朱仲丽的手，哽咽着说出一句话：“千万要记住啊！”

我后来在老干部回忆录里看到过一段细节，说他晚年视力不好，还坚持每天让秘书读报纸。有次听到国际新闻里说某个国家闹饥荒，他突然坐直了身子，让秘书把相关资料找来，在纸上歪歪扭扭写了几行字：“能不能从我们的储备粮里调一部分？手续要快，别让老百姓等。”那时候他已经病得下不了床，可心里想的还是别人的难处。

五十年代初，他在外交部当副部长，有个年轻科员因为紧张，把一份重要文件的日期写错了。所有人都以为会挨骂，他却拿着文件走到那科员身边，指着错误说：“你看，这里差了一天，可能就会让对方误会我们的诚意。来，咱们一起改，下次就记住了。”后来那科员成了外交战线的骨干，总说：“王部长教我的不是怎么改文件，是怎么把事当事做。”

“文革”期间他被批斗，有人让他写检查，说他“里通外国”。他拿起笔，写的却全是工作上的建议：“中东局势要多关注，那里的稳定对我们很重要”“年轻外交官要多派出去历练，别总待在办公室”。批斗会开了好几次，他的检查永远“跑题”，最后造反派没办法，只能把他关起来。可他在禁闭室里，还拿烟盒纸写国际形势分析，写了满满一抽屉。

他女儿说，小时候家里最常见的场景，就是父亲趴在桌上写东西，母亲在旁边缝补衣服，两人很少说话，但空气里都是踏实的味道。有次她问父亲：“你总写这些，不累吗？”父亲放下笔，摸了摸她的头：“累了就歇会儿，但事得做完。就像你妈缝衣服，一针一线都不能少，少了就不结实了。”

前两年我去安徽泾县，那是他的老家，当地老人还记得他早年回家的事。那时候他已经是大官了，穿的还是打补丁的衣服，跟乡亲们一起下地割稻子，手上磨出了泡也不吭声。有老乡说：“稼祥啊，你现在是做大官的人了，哪能还干这个？”他笑着说：“我本来就是农民的儿子，干活是本分。”

现在再想“千万要记住啊”这六个字，突然觉得没那么复杂。他不是要我们记住他的名字，也不是要我们背诵他的事迹，而是记住那种“把事当事，把人当人”的本分。这种本分，不是什么高大上的道理，就是你手里的活儿要干好，身边的人要帮好，心里的秤要端平。可真要做到一辈子这样，太难了。难在不偷懒，难在不糊弄，难在就算没人看见，也把每一件小事当回事。有时候我会想，我们现在缺的，可能就是这份“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