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鲁迅去世的第2天，和鲁迅反目成仇13年的弟弟周作人，若无其事地去学校上课。课上，周作人讲到颜之推的《兄弟篇》，他的眼眶突然发红，想起和鲁迅断交的那天。

下了课往家走，脚底下踩着枯叶，沙沙响。周作人心里头像堵了团湿棉花，闷得慌。他没直接回家，拐了个弯去了琉璃厂。好些年前，他和鲁迅常来这儿，鲁迅总爱蹲在书摊前翻旧书，一蹲就是半天，他就站在旁边等，偶尔递瓶水过去。那时候两人话不多，可走着走着就同步了，连步子大小都差不多。

今天书摊老板见了他，笑着打招呼：“周先生，今儿看点啥？刚收着几本明版的笔记，您瞅瞅？”周作人摆摆手，眼睛扫过那些泛黄的书页，忽然停在一本《唐宋诗醇》上。封面都磨破了，边角卷着，像被人翻了无数遍。他拿起来，手指刚碰到书脊，就觉得熟悉——这是当年他和鲁迅在东京时合买的，鲁迅负责抄唐诗，他抄宋诗，说好将来合编一本注本。后来断交，那本合抄的稿子被他锁进了箱子最底层，再没打开过。

老板说：“这本是老主顾寄卖的，说是家传的，您要是喜欢，给个实在价。”周作人没还价，付了钱抱着书往回走。路上风大，吹得他眼睛发涩。他想起鲁迅当年说：“阿弟，你性子缓，适合做细活儿，将来咱们把这些诗注出来，也算给后人留个念想。”那时候两人挤在东京的小公寓里，一盏煤油灯，鲁迅写字快，笔锋像刀子，他写得慢，一笔一画跟描红似的，可鲁迅从不催他，还说：“慢才好，慢了才不容易错。”

回到家，周作人把书搁在桌上，没急着翻开。他从柜子里翻出那个旧木箱，钥匙生锈了，拧了半天才打开。里面除了那本合抄的稿子，还有几张老照片，一张是在绍兴老家，他和鲁迅穿着长衫站在台阶上，鲁迅比他高半个头，手搭在他肩膀上；另一张是在日本，两人在樱花树下，鲁迅手里举着个相机，正对着镜头笑。他拿起照片，指腹蹭过鲁迅的脸，照片边角都磨白了。

他翻开那本合抄的稿子，鲁迅的字迹还是那么有劲儿，有几处涂改的地方，旁边用小字写着“阿弟看看此处是否妥当”。他忽然想起断交那天，鲁迅拍在桌上的信里写“道不同不相为谋”，当时他觉得这话像冰锥，扎得他心口疼。可现在看着这些字，他琢磨着，鲁迅说的“道”，或许不是要分个对错，只是两人都太犟，认准了自己的路就不肯回头。鲁迅要拿笔当匕首，他想拿笔做针线，一个要破，一个要补，其实都是想让这世道好点，只是法子不一样。

那天晚上，周作人没像往常一样看书，就坐在桌前翻那本《唐宋诗醇》。看到杜甫的“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他想起鲁迅在信里说过“乱世读书，也是一种担当”，当时他觉得是借口，现在才明白，鲁迅的“激进”和他的“闭户”，或许根本就不是两条道，只是同一条路上的不同脚印。

后来有人问他，这辈子最后悔的事是啥。他没提断交，只说：“年轻时候太较真，把‘不同’当成了‘不对’。”其实他心里清楚，有些东西断了就是断了，像摔碎的碗，拼不回去。可那些一起走过的路，一起抄过的诗，就像刻在骨头上的印子，抹不掉。现在他研究古籍，碰到鲁迅当年关注过的问题，总会多写两笔注脚，就当是替当年那个站在樱花树下的少年，把没说完的话接着说下去。有时候写到半夜，抬头看见桌上的《唐宋诗醇》，恍惚觉得对面还坐着个人，正拿笔敲着桌子说：“阿弟，这儿得改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