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汪海粟年轻时，一张罕见的留影，当时的他还在同济大学读书，英俊帅气，这一年他25岁，已经是入党一年的党员了，随着抗战的全面爆发，他随校迁至浙江金华，秘密从事地下工作。那时候的地下工作，没什么惊天动地的场面，全靠一张嘴、两条腿和一颗不能慌的心。白天他是穿长衫的大学生，和同学讨论功课，晚上就揣着密信往城郊跑，有时要绕着城墙根走好几圈，确定没人跟着才敢敲暗号。有回他带着一份重要名单，半道遇上巡逻的宪兵，情急之下把纸条塞进馒头里，假装啃馒头蹲在路边，宪兵踢了他一脚问他干什么的，他举着馒头嘿嘿笑，说肚子饿了，愣是没让人看出破绽。

他在学校里建了个读书会，表面上是讨论进步书籍，其实是给新党员讲党课。有个刚入党的学弟紧张，上台发言腿直抖，他就在台下悄悄递纸条，写着“别怕，就当跟家里人说话”。后来这学弟成了他的联络员，俩人配合了三年，没出过一次岔子。那时候同志们都说他心细，钢笔总是灌满墨水，笔记本边角磨破了都用胶水粘好，他说“这些东西就是咱们的武器，不能马虎”。

有次组织上让他转移一批进步学生去后方，要路过日军封锁线。他把学生分成几个小组，自己扮成货郎挑着担子走在最前面，筐里藏着学生的身份证明。过哨卡时，日军翻他的担子，翻出几双新鞋，他就说“给俺媳妇捎的，她在家等俺呢”，说得跟真的一样，日军骂了句“土包子”就放行了。后来学生们安全到了后方，写信给他，说忘不了他挑着担子走在前面的背影，像座山似的。

现在想想，那时候的年轻人，跟咱们现在差不多大，却要在枪林弹雨里藏着身份过日子。他后来没怎么提过这些事，大概觉得都是该做的。可越是这样平常的坚持，越让人觉得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