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下午，我正蹲在书店门口给几本旧书掸灰，一个穿羊绒大衣的男人抱着本书走进来，皮鞋踩得木地板咚咚响。他把书往柜台上一放，语气笃定：“民国二十三年初版，真品，你给估个价，寄售。”我抬头看了他一眼，没说话，只伸手把书轻轻拿过来。先摸封面——指腹顺着书脊滑下去，像摸一件老友的脊背；再翻开版权页，凑近鼻子闻了闻。纸太细，油墨味太冲，还带着一股化学胶的涩气。我心里咯噔一下，知道不对。“不是初版。”我说，“这是高仿。初版用的是竹浆纸，手感糙，油墨味淡，带点草木灰气。你这本纸太细，油墨味重，是后来仿印的。”他脸一下子沉下来：“你连仪器都没用，光靠手摸鼻子闻？”我没争辩，只把书推回去：“信不信由你。”他冷哼一声走了。我继续低头擦书，心里却清楚——那纸的纤维太匀，根本不是三十年代的手工抄纸，倒像是八十年代机制纸压出来的“复古感”。半个月后，他又来了，手里攥着鉴定报告，脸有点红。结果和我说的一模一样：1980年代高仿，非原版。这事传开后，有人找上门，说拍卖行愿意出五倍薪水请我去当鉴定师。我摇头：“不去。我守这书店，不是为了赚钱，就是喜欢跟这些旧书打交道。”说实话，我这本事，全是日子堆出来的。二十年，每天摸几百本书，纸张的脾气、油墨的呼吸、装订线的松紧，早就刻进手指头里了。我的书店不大，两间屋子，书堆到天花板。每本书的扉页都贴着一张小纸条，手写三行字：纸张类型、印刷年代、品相评级。没系统，没数据库，全凭经验。有回一个年轻人问我：“你怎么分得清1952年和1954年的《子夜》？封面排版几乎一样。”我拿出两本，摊在桌上：“你看这儿，52年的铅字稍微钝一点，因为那年铜模磨损严重；54年换了新模，字口利索。再摸纸——52年用回收棉纸，薄但韧；54年改用木浆，厚却脆。还有气味，52年的油墨掺了松烟，闻起来像雨后的老墙。”他试着闻，只皱眉：“我怎么只闻到霉味？”我笑了：“得静下心。书不说话，但它身上的痕迹，都是时间写的日记。”最让我难忘的是去年冬天。一位老太太颤巍巍地拿来一本破旧的《飞鸟集》，说这是她丈夫年轻时送的，想看看值不值钱。书页发黄卷边，封面快掉了。我翻到第三十二页，那里折了个角——正是“世界以痛吻我，要我报之以歌”那首。纸上有几处浅褐色斑点，不是污渍，是泪痕干了留下的。“1933年上海初版，”我说，“泰戈尔亲自校订的那个版本。纸是进口道林纸，可惜受潮了。” 我没提价格，反而找出牛皮纸，亲手包好，又塞进防潮袋。“这书不卖，”我说，“您带回去，放在干燥处，偶尔翻翻，比放我这儿强。”她眼眶红了，临走前回头问：“你怎么知道它对我重要？”我正整理书架，没看她，只轻声说：“人舍不得卖有泪痕的书。”如今书店还在老地方，招牌漆都剥了，可每天都有人专程来。有人找绝版书，有人只是来坐坐，摸摸那些带着体温的旧纸。有时我也想，自己图什么？房租涨了，客流少了，年轻人更爱刷手机。可只要一摸到那些泛黄的纸页，闻到那股混合着霉味、油墨和时光的气味，心里就踏实。其实哪有什么秘技。不过是二十年如一日，俯下身，认真听一本书说话。 它们不喊不叫，但每一页，都藏着一段活过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