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清华校长梅贻琦病逝。家人在整理他的遗物时，在病床底下竟然发现了一个手提包。谁知，打开之后，大伙都傻眼了。

那包看着旧，拉链却擦得锃亮，拉开一看，里头没有金银细软，也没有重要文件，只有一沓厚厚的牛皮纸信封，整整齐齐码着，上头用毛笔字写着名字，有的墨迹都晕开了。最上头那个信封边角都磨破了，写着“物理系 陈小树 民国二十六年秋”。

家里人都知道陈小树，是梅先生带过的学生，后来成了有名的物理学家。可这信封里能有啥？拆开一看，是几张皱巴巴的纸，最上面是陈小树的退学申请，字歪歪扭扭的，说家里遭了灾，弟弟妹妹等着吃饭，实在读不下去了。下面压着梅先生的回信，毛笔字一笔一画透着认真：“学费已代垫，每月给你留了两斤粮票，在收发室，记得去取。安心读书，家里的事我帮你想办法。”再往下翻，还有几张汇款单存根，收款方是陈小树的老家，汇款人写着“梅”，金额不大，却月月都有。

再翻另一个信封，是化学系李教授的。李教授年轻时总说自己运气好，刚留校就有经费买实验器材。可信封里藏着张当票，当的是梅先生那块瑞士怀表，日期正是李教授买器材的前几天。旁边还有张字条，梅先生写给自己的：“李的实验不能停，怀表以后再赎，学生的前程赎不回来。”

最底下压着个小本子，翻开全是密密麻麻的记录。“张同学，眼睛不好，需配眼镜，已托人在上海买”“王同学，冬天没棉衣，把我那件蓝布棉袍改改给他”“食堂的菜太淡，学生们正长身体，明天去跟伙房师傅说说，加把盐”。甚至还有一页记着：“今天看见门卫老周咳嗽，给他留了瓶止咳糖浆，放传达室了。”

家里人越看越揪心，这哪是校长的包，分明是本记满了别人难处的账。梅先生这辈子，好像总在替别人打算。学生们说他“抠门”，自己的茶杯用了十几年，补丁摞补丁，可谁家里有难处，他总能摸出些钱来；同事们笑他“木讷”，开会时话不多，可年轻教师搞研究缺资料，他能跑遍全城的旧书摊，把泛黄的期刊一本本找回来。

后来陈小树从国外回来，听说了手提包的事，抱着那沓信封哭了半宿。他说当年自己偷偷退了学，梅先生骑着自行车追了二十里地，塞给他一个布包，里面是几件旧衣服和一沓钱，说：“你爹娘把你交给清华，我就得让你把书读完。”

现在再想起梅先生，总觉得他像棵老槐树，不声不响地把枝丫伸得老长，给底下的人遮风挡雨。他没留下啥值钱东西，可那些被他帮过的人，那些被他护着长大的学生，不就是他最好的遗产吗？有时候会想，现在还能有这样的校长吗？好像很难了。但又觉得，只要还有人记得他，他那份心就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