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郑成功收复台湾，左公收复新疆，赵尔丰收复西藏到徐树铮收复外蒙，华夏儿女为了国家领土完整抛头颅洒热血，说到徐树铮，他可是个狠人，看着是将军实际是文人，在文人里最敢杀人的，他的墓在其老家安徽萧县，离皇藏峪不远，要是联动的话，他和刘邦刘峪都是老乡。

其实把这几位放在一块儿琢磨，我倒觉得他们身上最戳人的，不是“英雄”那层光环，而是“普通人”的那股子拧巴劲儿。你想啊，郑成功那会儿，南明小朝廷摇摇欲坠，他带着残部在东南沿海打游击，今天占个岛明天丢个城，换别人早散伙了，可他偏要去台湾——不是说他天生就知道那地方多重要，是实在没地儿去了，但去了就得守，守着守着就成了“收复台湾”；左公更别提，六十多岁的人，眼睛快瞎了，朝廷里李鸿章他们还说“新疆不重要”，让他别折腾，他愣是把棺材板抬到甘肃，说“我要是死路上，就把我埋在那儿”，这哪是英雄气概，分明是跟自己较劲，跟那些说“算了吧”的人较劲；赵尔丰在西藏，史书说他“手段酷烈”，可你看那会儿英国人在边上煽风点火，地方上土司各怀心思，他一个外来的官员，手里没多少兵，不硬气点，怕是连谈判的桌子都坐不住，他心里没准也打鼓，但打鼓归打鼓，事得办；徐树铮更有意思，文人出身，跟着段祺瑞在北洋里混，一会儿站队一会儿倒戈，名声不算好，可他去外蒙，就带了几个随从，跟那些王公喇嘛磨嘴皮子，人家说“我们想自己过”，他就翻历史书，从汉唐说到明清，说“你们祖辈都是跟着中原朝廷的，现在说分就分，对得起埋在这儿的祖宗吗？”——他哪是靠口才，是拿自己的名声赌，赌输了就是千古罪人，赌赢了也未必有人记。

他们图啥呢？图名？郑成功收复台湾第二年就病死了，儿子郑经后来还跟清朝对着干，他到死都没看到天下太平；左公好不容易把新疆收回来，回京路上就咽气了，朝廷追封的谥号再好听，他也不知道了；赵尔丰更惨，辛亥革命一起，他成了“旧官僚”的代表，被砍了头，到现在历史书里还说他“镇压民众”；徐树铮更冤，收复外蒙没几年，就被冯玉祥派人暗杀在廊坊，报纸上骂他“祸国殃民”的多，提他功绩的少。要说图利，他们哪个不是手握大权的人？郑成功在厦门当延平王，左公是陕甘总督，赵尔丰是四川总督，徐树铮是陆军总长，想捞钱想安稳，有的是办法，可他们偏选了最难的路。

我有时候想，他们可能就是没想那么多。就像村里老家那些长辈，一辈子没读过多少书，可谁家宅基地被占了，谁家孩子被欺负了，他第一个站出来，不是因为他多勇敢，是觉得“这事儿不对”。郑成功看着台湾海峡，可能就觉得“这岛不能让荷兰人占着，不然我们这些反清的人，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了”；左公盯着新疆地图，可能就想“这地方要是丢了，甘肃陕西都得跟着乱，朝廷不管我管”；赵尔丰在西藏，可能就琢磨“英国人在这儿搅和，我要是软了，以后朝廷说话更没人听了”；徐树铮跟外蒙王公谈判，可能就觉得“我是安徽人，刘邦当年从徐州起家，现在外蒙要分出去，我要是不管，以后回萧县都没脸见人”。

现在咱们看边防战士，零下四十度站岗，手冻得肿成馒头；南海岛礁上的工人，台风天还在搭板房，他们图啥？工资高？环境好？肯定不是。他们可能就是觉得“我在这儿站着，家里人就能睡得踏实”。就像我爷爷，一辈子农民，有一年村里发洪水，他带头跳进河里堵缺口，腿被石头划了个大口子，到现在还有疤，问他为啥，他说“我是村里的老党员，我不上谁上？”——你看，跟郑成功左公他们，其实是一样的。

前阵子去萧县，特意绕到徐树铮墓那儿看了看，就一个小土坟，碑上字都快磨没了，旁边有村民路过，问我“这谁啊？”我说“以前收复外蒙的”，他哦了一声，没再多问。那一刻我突然有点难受，这些人拼了一辈子，可能到最后，连家乡人都记不清他们的名字了。但转念又想，记不记得又咋样呢？他们当年做那些事，也不是为了让人记住。就像我爷爷堵洪水，也不是为了留个疤给孙子看。可能这就是咱们中国人的毛病吧——不咋会说漂亮话，就知道有事了别躲，该扛就扛着。至于以后有没有人记得，好像没那么重要，重要的是，这地儿，咱守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