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梅汝璈拒绝南渡，坚定留在北京，1966年后，梅汝璈遭受到巨大磨难，小将们搜出了他在东京审判穿的大法袍，准备焚烧，对此，梅汝璈说道：“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吗？ 在历史的转折点上，一位法学泰斗面临生死抉择：是随旧政权南迁，还是坚守故土迎接未知？当那件承载民族记忆的法袍面临火焚时，一句质问震动了现场。这背后隐藏着怎样的坚持与代价？一个普通衣物，竟成为正义的象征，引人深思。 梅汝璈这个人，出生在1904年的江西南昌，那时候中国正乱着呢。他小时候家里不算富裕，但脑子灵光，12岁就考上清华学校留学预备班。1924年去美国，先在斯坦福大学拿文学士，后来转芝加哥大学钻研法律，1926年搞到法学博士。 回国后，他在山西大学、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复旦大学这些地方教书，还当过内政部参事、立法院立法委员啥的，专攻国际法和宪法，成了圈里的大拿。抗日战争打完，1946年他被国民政府派去东京，当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中国法官。 刚去就碰上麻烦，庭长韦伯把中国座位排在英国后头，他直接抗议，按受降签字顺序来，最终中国排在美国后头。审判两年半，他负责收集证据，尤其是南京大屠杀那块，从档案里挖出松井石根的命令原件，让被告没法狡辩。 他还起草判决书中国部分，强调日军罪行，投票时说服其他法官，以6比5通过判东条英机等七人绞刑。这事让他名声大噪，但也累坏了身体。1948年审判结束，国民党想让他当司法行政部长，他没答应，去了香港。 1949年形势大变，国民党撤台湾，很多人南渡，他却选择北上北京。那时候他已经45岁，带着审判资料，秘密从香港转道青岛再到北京。到了北京，很快就参加中国人民外交学会成立大会，周恩来总理还特别表扬他，说他为人民办了大好事，为国家增光。 之后他当外交部顾问、条约委员会委员，还兼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中国政法学会理事，继续搞国际法研究，写文章呼吁调查日军罪行。比如他写了《关于谷寿夫、松井石根和南京大屠杀事件》，强调民间受害不能忽略。 他留北京的理由很简单，想帮新中国建法治体系，不想再让老百姓吃法律不公的亏。这选择挺冒险的，因为旧关系网断了，新环境得从头适应，但他觉得值，良知上过得去。后来他参与国际事务，帮着处理对日赔偿问题，坚持民间赔偿不能全免，得给受害者公道。 1966年后，梅汝璈日子不好过了，那时候他62岁，身体本来就弱。抄家时，小将们翻出他东京审判的法袍，那件黑丝绒袍子，铜纽扣，金麦穗纹，本来压箱底。他坚决不让烧，说这是中国人第一次审外国侵略者的证物，烧了等于抹掉历史记录。 最终袍子保住了，但他的手稿、日记、证据材料全被抄走，那些是他准备写书的底子。之后他被迫交代历史问题，东京审判的事也被质疑。他写检查，说自己像过时字典，得更新。他研究南京大屠杀的文章遭批，罪名是夸耀侵略者。他反复写材料，但没啥回应。 那些年他扫厕所，提桶擦地，动作慢了还挨说。资料丢了，他没法继续书稿，身体也垮了。法袍事件后，他偷偷把审判记录缩微胶卷藏袍子夹层，缝好保存。1973年他69岁去世，家人将袍子捐给博物馆，纽扣下有撕裂痕，就是那时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