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陆小曼去世。翁香光前来料理后事，见四下无人，她解开陆小曼的衣扣，讥讽道：“凉薄之人，终究没有好下场”！

这话像根针，扎在那个春天的上海。翁香光的手没停，又把衣扣一颗颗系回去，动作快得像在赌气。她守着父亲翁端午和这个女人纠缠三十年，心里那本账早就密密麻麻。

陆小曼的病房里有股药味混着烟味，翁香光捏着鼻子收拾东西。翻开抽屉时掉出个铁皮盒，里面是些锡纸包着的烟膏，还有张泛黄的药方。她认得那字迹，是父亲的笔体，三十年如一日的医嘱：“川贝三钱，冰糖炖梨，忌生冷”。手一抖，药方飘到地上，她盯着那行小字看了半晌，突然想起十岁那年撞见父亲给陆小曼喂药，像哄孩子似的。

殡仪馆的人问要不要给遗体化妆，翁香光说不必了。她见过陆小曼年轻时的照片，穿旗袍倚着栏杆笑，眉眼间全是风流。可现在躺在那儿的，不过是个瘦脱形的老太太，颧骨上两团病态的红。她摸出钱包数钱，最小面额的纸币叠了又叠，心里骂自己傻，干嘛要管这闲事。

骨灰盒运到苏州那天，下起了小雨。翁香光撑着把黑布伞，看着工人挖坑。旁边有人议论，说该把陆小曼葬在徐志摩墓边，她突然开口：“死了都不安生？”声音哑得像砂纸磨过木头。可等工人把骨灰盒放进墓穴，她又从包里掏出个布包，里面是块碎成两半的玉佩，拼起来正是当年徐志摩送给陆小曼的定情物，是她翻箱倒柜从父亲遗物里找出来的。

后来有人问她，干嘛非要把那破玉佩埋进去。她蹲在自家小院里择菜，半天没抬头：“欠着的，总得还。”竹篮里的青菜沾着泥水，像极了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日子。她母亲到死都没原谅父亲，可临终前攥着她的手说：“别学你爸，也别恨那个姓陆的。”

前几年整理老屋，翁香光在樟木箱底发现个铁盒子，里面是父亲写给陆小曼的信，没寄出的那种。“香光今日又问起你，我说你是远房表姑。”“她娘又咳血了，我买了西洋的止咳药。”“烟膏快没了，你且忍着些，近来查得紧。”信纸边角都磨圆了，像被人反复摩挲过。

她把信烧了，灰混着茶叶倒在窗台上。看着那堆灰烬被风吹散，突然想起1965年那个下午，她站在陆小曼墓前，白菊花被雨水打得七零八落。那时候她以为自己是去讨债的，现在才明白，有些债，连本带利都在岁月里发酵成了别的东西。

去年清明去苏州，翁香光发现陆小曼墓前多了束白玫瑰，新鲜得很。她在雨里站了会儿，没像年轻时那样绕开走。墓碑上的照片被雨水冲刷得模糊，陆小曼的笑倒像是更真切了些。回程的火车上，邻座小姑娘在看陆小曼的传记，叽叽喳喳问她知不知道这个民国才女。她摇摇头，望着窗外掠过的田野，心里空落落的。

说到底，谁又真能说得清谁是谁非呢？陆小曼的烟，翁端午的药，她母亲的眼泪，还有她自己那把没撑开的伞，都混在江南的雨里，早就分不清了。只是偶尔想起那个解开又系上的衣扣，总觉得那两颗扣子之间，夹着的不是布料，是三十年的光阴，和光阴里那些喘不过气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