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民政部部长程子华刚刚下班，回到家中，得知：“1位红军时期的老部下登门探望了。”一见面，老部下眼含热泪讲：“老首长，您还认识我吗？”

程子华眯着眼打量，对方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袖口磨出毛边，手里攥着个旧布包，指关节因用力有些发白。他突然“哎哟”一声，往前迈两步：“你是李根生？当年红二十五军的司号员？”

李根生眼泪“唰”地下来了，点头如捣蒜：“是我啊老首长！1934年，咱们从鄂豫皖出发，我给您背过马褡子，您还教我吹《冲锋号》呢！”

程子华拉他坐下，沏了杯热茶递过去。李根生双手捧着杯子，指腹摩挲着杯沿，像是捧着啥宝贝。“那年在独树镇，天冷得邪乎，我冻得吹不出号，是您把马披给我裹上，说‘号声就是命，你倒了，队伍就散了’。”

程子华笑了：“你小子当时才十五，号管比胳膊还粗，一吹脸就红透，偏要跟着走。”

“后来到了陕南，我左腿中了弹，您让卫生员给我包扎，说‘根生，留口气，以后还得给部队吹号’。”李根生抹把脸，“可我没听话，伤好点就想找队伍，跑了半个月，腿又肿了，被老乡收留，就留在那儿了。”

分别时的事，程子华记不清细节了。李根生却记得清楚：“您从口袋里摸出支钢笔给我，说‘写下来，咱们红军的事，不能忘’。那笔杆都裂了缝，您用红布条缠的，我一直带在身上。”

说着，他打开布包，里面是支旧钢笔，红布条褪成了粉白，笔帽上刻着个“华”字。“文革那阵子，造反派来抄家，说我藏‘黑材料’，把锅碗瓢盆都砸了。我死死把笔揣怀里，他们踢我肚子，我就蜷着身子护着，笔没丢。”

程子华拿过钢笔，手指在裂痕上轻轻摸了摸，没说话。李根生又说：“后来我在村里当小学教员，教娃娃们认字。有人说我‘历史不清白’，不让教。我就偷偷教他们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说‘这是老首长教我的，错不了’。”

晚饭时，程子华让厨房做了碗鸡蛋面，卧了俩荷包蛋。李根生吃得香，说：“多少年没吃这么热乎的了。平反后，村里给我落实了待遇，每个月有补助，够花。就是想您，想当年的弟兄们，得来看一眼才踏实。”

程子华放下筷子：“住几天，我带你去军事博物馆看看，那儿有咱们红二十五军的展柜。”

李根生摆手：“不了老首长，家里牲口还等着喂呢。我来就是告诉您，我没给红军丢人，没给您丢人。”

走的时候，程子华让秘书把自己的军大衣给李根生披上。李根生不肯，程子华板起脸：“当年你听我的，现在还得听。”

李根生走后，程子华在办公室坐了半夜。桌上放着那支旧钢笔，他想起长征路上，号声一响，战士们就往前冲，倒下一个，又站起一个。现在活着的，都是从枪林弹雨里爬出来的，他们要的不多，就一句“没白干”。

后来民政部开会，程子华专门提了老战士优抚的事，说：“别让他们扛过了枪林弹雨，却扛不住日子的难。”第二年，全国开始给失散老红军建档案，发定期补助，李根生收到汇款单那天，跑到村头老槐树下，吹了遍《冲锋号》，吹得全村人都掉了泪。

程子华偶尔会想起李根生，想起那支裂了缝的钢笔。他总觉得，做得还不够。那些留在乡间的老骨头，哪一个不是揣着段滚烫的过往？能做的，就是让他们知道，有人没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