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快八旬的桥梁专家茅以升丧偶后，向子女透露想再婚的想法，但当他说出未来继母人选时，六个孩子勃然大怒，当场离席，从此与父亲断绝来往。 屋子里一下子静了，只剩老茅一个人对着满桌没动过的饭菜。窗外的知了叫得撕心裂肺，衬得这沉默更压人。他慢慢站起身，走到书柜前，手指拂过那些泛黄的桥梁图纸，沙沙的响声像叹息。这些图纸他闭着眼都能画出来，钱塘江的潮声仿佛还在耳边，可如今，连孩子的脚步声都听不见了。 几天后，老茅还是去了权桂云住的那条胡同。她开门时，手里还拿着针线，眼里有些惊讶，但没多问，只侧身让他进来。小屋收拾得干净，窗台上摆着盆茉莉，开得正香。两人对坐着，半天没说话，壶里的水烧开了，咕嘟咕嘟响。末了，权桂云轻声说：“您何苦呢。”老茅望着窗外，一群鸽子正扑棱棱飞过灰瓦屋顶，他摇摇头：“桥塌了能再修，人走了，就真走了。” 这之后，老茅常去胡同口坐坐。有时带着本子，写写算算；有时就干坐着，看街坊孩子跳皮筋。有个叫小豆子的男孩，总缠着他问桥怎么造的，老茅就捡根树枝在地上画。孩子问：“茅爷爷，您造了那么多桥，最难的哪座？”老茅愣了一下，笑笑没答。夕阳把他的影子拉得老长，投在斑驳的墙面上，像一道孤独的拱。 秋天的时候，老茅生了场小病，权桂云天天来送粥。她总把粥罐搁在门外石阶上，敲两下门就走。有天老茅赶着开门，看见她背影匆匆拐过巷子，罐子还温着。他捧着粥坐在门槛上喝，热气糊了眼镜。忽然想起很多年前，妻子也是这样，在他熬夜画图时，悄悄放一碗汤在案边。 那年冬天特别冷，雪下了好几场。元旦那天，老茅收到封没署名的信，里面是张全家福旧照，背面用铅笔写了三个字：“多保重。”他对着照片看了很久，然后拉开抽屉，把信压在一叠工程稿最底下。炉子里的煤块噼啪响了一声，炸出几点火星子，很快又暗下去。 开春后，老茅又开始往图书馆跑，借一大堆外文书回来译。权桂云劝他歇歇，他摆摆手：“脑子不动，就真老了。”有天翻译到一段关于桥梁抗震的设计，他忽然摘下眼镜，对权桂云说：“其实人啊，跟桥一样，压得太久，自己就先裂了。”权桂云正缝扣子，针线停了一下，又继续穿引。 日子就这么过着，平平淡淡的。胡同里的茉莉谢了又开，孩子们的笑闹声年年相似，只是老茅书桌上的照片，始终是那张泛黄的旧照。他偶尔还会算算公式，画些草图，但更多时候，只是望着窗外发呆，看云慢慢飘过天际，像一座座永远搭不完的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