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农商行的“特级”反腐风暴 “靠山吃山”，广州农商行原行长及原董事长“互相照顾”，靠着“放贷收息”，受贿金额近三亿 金融系统本是市场经济的血脉，却在权力寻租的暗流中沦为个别高管的“提款机”。近期广州市纪委监委披露的广州农商银行腐败案，揭开了一场持续十余年的权力共谋：原董事长王继康与原行长易雪飞以“互相照顾”为纽带，依托银行信贷审批权，通过“放贷收息”的隐性手段疯狂敛财，累计受贿金额近三亿元，成为金融领域新型腐败的典型样本。 这场腐败风暴的核心，是一套精心设计的“空手套白狼”敛财模式。自1993年便深耕银行业的易雪飞，深谙监管规则与业务流程，深知直接受贿风险过高，于是将目光投向“放贷收息”这一伪装成市场化行为的腐败路径。他先是利用妻兄代持股权、信贷客户出面担保的方式，从广州农商行套取2400万元企业贷款，经多次转账后流入亲属账户，以此作为非法放贷的“本金”。面对有贷款需求的企业主，他表面“仗义疏财”，实则暗示对方以远超市场水平的利率“借款”，作为贷款审批“开绿灯”的交换条件。某企业实控人代彬为增加授信额度，不得不以15%的年利率向其借款1200万元，两年间仅利息就支付480万元，而同期银行正常贷款利率仅为5%至6%。更有企业主动将年利率从12%提升至20%，即便利息早已覆盖本金仍拒不归还，实质是通过“借贷”名义持续输送利益。 如果说易雪飞的落马是贪欲膨胀的必然，那么他与原董事长王继康长达十三年的“权力搭档”，则为腐败滋生提供了温床。2005年起，两人先后进入广州农信社（广州农商行前身），在机构改制过程中逐步将贷款审批、人事任免等核心权力收归己有。王继康曾在内部直言“用谁舍谁就我一句话”，这种高度集权的治理模式，使得两人得以形成“二人转”式的权力格局，互相包庇、协同寻租。王继康本人更是将贪腐手段发挥到极致，不仅通过地下钱庄转移资金，收受价值亿元的香港豪宅，还利用内幕信息炒股牟利，甚至约定退休后参与项目分账的“期权腐败”。截至案发，王继康单独或伙同他人受贿达2.85亿元，易雪飞通过放贷收息非法获利1800余万元，两人合计近三亿的受贿金额，背后是无数企业的被迫让利与银行资产的隐性流失。 腐败的代价最终由市场与公众承受。随着两人相继落马，广州农商行多年积累的风险隐患集中爆发。2025年中期报告显示，该行不良贷款总额达142.19亿元，不良率升至1.98%，农林牧渔业不良率更是高达9.56%；关联方授信余额304亿元，其中14.57亿元逾期贷款未划入不良类，风险敞口持续扩大。尽管银行每年处置不良贷款超百亿元，但腐败造成的信任危机与资产损伤，仍使其陷入“规模扩张与效益下滑”的背离困境。 此案的查处彰显了金融反腐的坚定决心。办案机关通过大数据分析200余个账户、160多万条资金流水，穿透资金流向与行权轨迹，最终撕开了“市场化借贷”的伪装。这不仅敲响了金融行业的警钟——新型腐败虽更隐蔽，但终究逃不过科技反腐的“火眼金睛”，更揭示了“靠山吃山”的权力寻租终将崩塌。金融是国之重器，唯有健全内控机制、强化权力制衡、紧盯“一把手”监督，才能从根源上遏制“靠行吃行”的腐败乱象，守护金融市场的清明与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