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中国遗传学之父李景均毅然离开内陆前往香港，无处可去的李景均，竟然得到了诺奖得主穆勒亲自向美国国务院求情，希望将李景均接到美国！ 1941年，那会儿抗战打得正凶，中国大地上一片焦土。 那时候的李景均在哪？在美国康奈尔大学。人家刚拿了博士学位，年轻有为，美国的大学抢着要给offer，日子过得那是相当滋润。他媳妇克拉拉还是个美国姑娘，留在美国那是顺理成章的事儿。 可这李景均，骨头里就是硬。他和媳妇一合计：“中国现在正是难的时候，咱学了这一身本事，不回去干啥？” 这小两口，放弃了美国的安稳日子，冒着太平洋战争的炮火，愣是坐船绕道大半个地球，回到了战火纷飞的中国。 船走了整整三个月，到了广西的时候，行李都磨破了洞，李景均最宝贝的优良种子撒了一地。在广西大学、金陵大学教书的时候，条件艰苦得没法看，显微镜都得去借。可李景均没叫过一声苦，带着学生下田选稻种，把美国最新的遗传学知识，掰碎了喂给中国的学生。 1949年后，由于受到苏联老大哥的影响，国内科学界也开始“一边倒”。当时苏联有个叫李森科的人，搞了一套“米丘林学说”。简单说，这套理论认为环境可以改变遗传，哪怕你把老鼠尾巴切了，只要切得代数多了，生出来的小老鼠就没尾巴。 这在咱们今天看来，显然是没道理的。但在当时，这不仅是科学问题，更成了政治站位的问题。 李森科的那一套被捧上了天，被称为“无产阶级的新科学”；而李景均坚持的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也就是咱们现在公认的基因理论，被扣上了“资产阶级伪科学”、“唯心主义”的大帽子。 但李景均是谁？他是搞科学的，科学这东西，是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哪能看人脸色变？ 当时的北京农业大学领导乐天宇，那是李森科的铁杆粉丝。他把李景均当成了眼中钉，不仅停了他的课，还封了他的实验室。李景均编写的教材被批判，甚至连他这个人，都被贴大字报骂成“崇洋媚外”。 最让李景均受不了的，不是自己受委屈，而是看着学生们被灌输错误的知识，看着中国的遗传学在走回头路。 他试图讲理，试图翻译书稿来辩论，但在那个狂热的氛围里，理智的声音太微弱了。甚至有人放话，要把他这个“反动学术权威”抓典型。 1950年3月，李景均彻底绝望了。 为了不引起注意，他找了个理由，说天津的老母亲病重，要回去探亲。走的那天早上，几位知情的同事去火车站送他。大家心里都明镜似的，知道这一别可能就是永远，但谁都不敢戳破那层窗户纸，只能说些“早点回来”的客套话。 李景均就这么带着妻儿，先到了广州，又辗转到了香港。 到了香港，麻烦才刚开始。 他身上没几个钱，更要命的是没有护照，没有签证。在那个年代，他这就是个“黑户”。一家人挤在破旅馆里，吃了上顿没下顿，眼看就要流落街头。李景均站在码头上，看着茫茫大海，心里估计比黄连还苦：我是个中国人，怎么在中国这就没地儿站了呢？ 就在这节骨眼上，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有人坐不住了。 赫尔曼穆勒，这位后来得了诺贝尔奖的大科学家，其实跟李景均并没有太多私交，但他读过李景均的文章，知道李景均在群体遗传学上的造诣。 当听说李景均被困在香港，穆勒急了。他太知道李景均的价值了，这样一个天才大脑，如果废了，那是全人类的损失。 穆勒直接给美国国务院写信，信里话说得很重：“李景均是世界上一流的遗传学家，你们如果不给他签证，就是把人才往外推！他是科学界的宝贝，无论如何得让他来！” 光写信还不够，穆勒还动用了私人关系，不停地打电话催促。在美国学术界的集体施压下，美国国务院终于松了口，给李景均一家发了入境签证。 1951年，李景均抵达美国。 匹兹堡大学早就给他留好了位置。到了美国，李景均没有一句抱怨，他把所有的憋屈和痛苦，都化成了工作的动力。 他花了整整五年的时间，写出了一本神作，《群体遗传学导论》。书一出版，直接被全球各大高校奉为经典教材，连印了几十年。 李景均在美国成了大师，当了美国人类遗传学会的会长，拿了杰出教育奖。他的学生遍布全球，很多都成了各自领域的领军人物。 可李景均快乐吗？ 据说，晚年的李景均，最怕过春节。每到过年，他都要包一顿饺子，一边吃一边流泪。他家里的墙上，始终挂着一张中国地图。他常指着天津的位置跟孩子说：“那儿才是家。” 他在美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可他心里那个遗憾的洞，却怎么也填不满。他曾私下里说：“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能把这一身本事，教给中国的学生。” 后来，国内的风向终于变了。毛主席知道了李景均出走的事儿，震怒不已，批示要彻查农大领导，乐天宇也被撤了职。但这迟来的公正，已经换不回李景均了。 改革开放后，国内多次邀请他回来看看。可李景均总是推脱，直到去世，他也没再踏上故土一步。 2003年，91岁的李景均在美国去世。 他在遗嘱里写得明明白白：不留墓碑，把骨灰撒进大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