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一名日本广岛姑娘正在擦桌子，突然白光闪过，她登时晕厥，醒来才知道，距离她不到300米的地方，一颗原子弹爆炸了…… 那天早上8点15分，广岛银行的一名年轻女职员，正如往常一样，手里拿着抹布，正在擦拭办公桌。她叫高仓秋子。 没有任何预警，甚至没有声音。 首先到来的是光。 那种光，不是太阳光，也不是闪电，而是一种能够刺穿视网膜、仿佛来自另一个维度的惨白强光。 就在那一瞬间，这名姑娘失去了知觉。 等她醒来时，世界已经变了。 周围是一片死寂的黑暗，空气中弥漫着一种谁也没闻过的焦臭味——那是建筑物燃烧、电线熔毁，以及人体烧焦混合在一起的味道。 她摸索着站起来，发现自己竟然还活着。她所在的银行大楼，因为是钢筋混凝土结构，加上此时内部百叶窗紧闭，竟然在冲击波中幸存了一个外壳。 她跌跌撞撞地爬出废墟，抬起头，却看见了真正的末日。 这就是人类历史上第一颗实战原子弹——“小男孩”爆炸后的现场。 这真的不是电影，这是被核武器撕碎的真实人间。 咱们把时间往回拨一点，看看这颗名为“小男孩”的死神，到底是怎么降临的。 那时候，二战的德国已经投降，纳粹倒了，但日本还在死扛。 在太平洋战场上，美军虽然一路推到了冲绳，但代价太大了。美军高层做过推演，如果要强行登陆日本本土，面对那些喊着“一亿玉碎”的疯狂日军，美军至少还得填进去50万条人命。 美国总统杜鲁门当时就撂了一句话：“我不愿再看到任何一个美国青年死在太平洋的小岛上。” 于是，B-29轰炸机“艾诺拉盖伊”号起飞了。机腹里挂着的，就是那颗长3米、重4.4吨的大家伙。 上午8点15分，炸弹脱钩。43秒的自由落体后，在距离地面600米的高空，引信被触发。 轰！ 这声巨响，其实地面上的人大部分是听不到的，因为在声音到达之前，他们就已经死了。 这次爆炸，相当于1.5万吨TNT炸药同时引爆。 咱们换个通俗的说法，那一瞬间爆发出的能量，把爆炸中心点的温度推高到了4000℃以上。 这是什么概念？铁的熔点才1500多度。 也就是说，如果你站在爆炸中心附近，你甚至来不及感到痛苦，整个人就会像水蒸气一样，直接从固体变成了气体。 那位在银行里擦桌子的姑娘之所以能活下来，完全是因为坚固的混凝土墙壁挡住了第一波最致命的热辐射和冲击波。但她走出大楼看到的景象，成了她一辈子都挥之不去的噩梦。 大街上没有了人，只有像幽灵一样游荡的行尸走肉。 幸存者小仓惠子当时只有8岁，她回忆说，她看到人们走在街上，双手向前伸着，皮肤像破布一样从手臂上垂下来。为什么要伸着手？因为太疼了，皮肤已经脱落，只要手碰到身体的任何部位，就是钻心的剧痛。 还有一个叫二玉光雄的姑娘，那天她本来背着画板在海边写生。 她离爆炸点稍微远一点，但冲击波带来的热浪依然把整个城市变成了一个烤箱。她做了一个极其正确的决定——跳进海里。 海水在一定程度上隔绝了那股能把人烤熟的热浪。她在水里浮浮沉沉，看着岸上的人拼命往水里跳。 但水里也不安全。很快，海上漂满了尸体。那些被烧得口渴难耐的人冲进河里、海里喝水，然后就在水里断了气。 二玉光雄虽然捡回了一条命，但接下来的日子，才是真正的折磨。 核辐射，这才是原子弹最阴毒的地方。 当时的人们根本不懂什么叫核辐射。很多幸存者看起来外表没事，但几天后就开始掉头发、牙龈出血、浑身长紫斑，最后在极度痛苦中死去。二玉光雄后来也被查出了癌症，那是原子弹留给她的终身诅咒。 说到这，咱们必须得提一个特殊的群体。 在广岛的死难者和幸存者中，并不只有日本人。 有一位叫李宗根的老人，他是朝鲜人。二战时期，很多朝鲜人被强征到日本做劳工。原子弹爆炸那天，他正在去上班的路上。 爆炸发生后，他的头部受了重伤。因为没有医疗条件，伤口甚至生了蛆。 你能想象吗？他的母亲一边哭，一边用筷子帮他把头上的蛆一条条夹出来。母亲绝望地对他说：“孩子，只有死才能结束这种痛苦。” 而且，这些外籍幸存者还要遭受双重打击。他们不仅要忍受核辐射的病痛，还要忍受日本社会的歧视。因为身上有伤疤，因为可能有辐射病，他们找不到工作，被视为“被污染的人”。 可能有的朋友会问：那美国飞行员呢？他们后悔吗？ 亲手投下那颗原子弹的机组人员之一，拉塞尔加肯巴赫，在很多年后接受采访时，说得非常坚决。 他说：“我不后悔。” 他的逻辑很清晰：这是一场日本人发动的战争，我们所做的一切，只是为了结束它。 “我们只是按下了停止键。” 咱们今天不去争论这个立场的对错，因为历史没有如果。 但有一个事实是确定的：那一刻，人类第一次真正掌握了自我毁灭的能力。 原子弹爆炸后的广岛，一度被认为70年内寸草不生。 但第二年春天，夹竹桃就从废墟里开了花。 现在的广岛，看起来和日本其他现代化城市没什么两样。和平纪念公园里，那座圆顶屋的残骸依然矗立着，时刻提醒着世人这里曾经发生过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