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地下党员涂作潮与邻居打牌。闲聊中，邻居突然凑到他耳边，轻声说：老兄，你是不是共产党？

涂作潮捏着牌的手顿了顿，牌桌上的“哗啦”声好像突然停了。他抬眼瞅瞅对面的老李，这人平时就爱东打听西打听，今天这话听着不像玩笑。涂作潮把牌往桌上一扣，掏出烟盒递过去：“老李，你这问的叫什么话？我一个修无线电的，哪懂什么共产党。”

老李没接烟，眼睛盯着他：“你别装。你那店里总有些奇奇怪怪的零件，半夜还亮着灯，我好几次起夜都看见。再说，你一个大男人，店里连张女人照片都没有，不像过日子的。”

涂作潮心里“咯噔”一下，这些细节他平时没太在意。他点着烟，猛吸一口：“零件？那是给洋行修机器的，人家急着要，我才熬夜。至于女人……”他故意叹口气，“以前处过一个，嫌我修机器一身机油味，跟人跑了。打那起我就懒得找了，一个人倒清净。”

老李撇撇嘴：“清净？我看你是故意躲着人吧。前阵子我还看见个穿中山装的来你店里，鬼鬼祟祟的。”

涂作潮心里一紧，那是联络员来取情报。他把烟蒂摁灭在烟灰缸里，笑了：“那是巡捕房的张探长，他那收音机总坏，找我修呢。你要不信，下次他来我喊你过来坐坐？”

老李脸白了白，赶紧摆手：“别别别，我可不敢跟那些人打交道。”说着抓起牌，“算我没问，打牌打牌。”

涂作潮表面上继续摸牌，心里却翻江倒海。老李的怀疑不是一天两天了，再这么下去迟早出事。当晚关了店门，他没回家，直接去了接头点。

上线听完他的话，皱着眉说：“单身确实扎眼，得给你找个‘家’。”没过几天，组织带来个女人，叫陈桂香，三十岁，丈夫在淞沪会战里没了，带着个四岁的儿子。

涂作潮跟她见了面，把事说清楚：“就是搭个伴，对外是夫妻，你别多想。”陈桂香眼圈红了：“我男人是为打鬼子死的，你们干的事，我懂。只要能帮上忙，我不怕。”

半个月后，两人简单摆了几桌酒，算是成了家。陈桂香带着儿子搬进来，里里外外收拾得干净。她话不多，每天买菜做饭，送孩子去私塾，偶尔去店里帮着递个工具，对外就说“帮当家的看店”。邻居们见了，都说涂作潮这下“踏实了”，老李再碰见他，也只聊牌局，再不提共产党的事。

1941年冬天，日军搞“清乡”，涂作潮接到转移命令。临走那晚，他塞给陈桂香一个布包：“这里面是钱和证明，你带孩子去乡下我表姑家，等风头过了我去找你们。”陈桂香没哭，把布包塞进怀里：“你放心走，我等你。”

这一等就是五年。抗战胜利后，涂作潮才在乡下找到她们。陈桂香黑了瘦了，儿子却长到齐腰高，见了他怯生生地喊“爹”。涂作潮鼻子一酸，说不出话。陈桂香给他端来碗热粥：“回来了就好，快趁热吃。”

后来有人问涂作潮，这辈子最该谢谁。他总是愣半天，说：“该谢那个牌桌上多嘴的老李，要不是他，我可能早没了。更该谢桂香，她一个女人，替我守着‘家’，守着那些不能说的秘密。”

现在想起这些，涂作潮总觉得欠陈桂香太多。他们这辈子，名义上是夫妻，实际上她更像个战友。她没读过多少书，却比谁都明白，有些事比过日子更重要。这种明白，比任何豪言壮语都让人心里发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