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讷在1958年夏天利用假期时间，专程前往江西南昌探访贺子珍。那年李讷刚好放假，她写了一张简短的请假条，从中央办公厅层层批下来，内容就是随姐姐外出探亲，地点南昌，十天后回京。

到了南昌，李讷是自己坐的公共汽车去的三纬路。那时候的公交车没现在这么挤，但路不好走，颠得她手心里全是汗。她没带介绍信，只揣着个写着“北京亲戚”的小纸条，是之前跟江西这边联系好的暗号。接她的是个穿蓝布褂子的大姐，话不多，只说“跟我来”，就把她领到了那个带院子的小房子。

贺子珍见到她的时候，正坐在堂屋的竹椅上纳鞋底。看到李讷，手里的针线“啪嗒”掉在地上，半天没捡起来。李讷赶紧过去扶她，才发现贺子珍的手有点抖。“你咋来了？”贺子珍的声音有点哑，拉着她的手摸了又摸，从胳膊摸到头发，“瘦了，北京的伙食不好？”李讷摇摇头，说：“挺好的，爸爸让我来看看您。”

住的偏房不大，一张木板床，一个旧木桌，墙角堆着几个装杂物的木箱。李讷放下帆布包，把里面的东西往外拿：两件洗得发白的衬衫，一双新做的布鞋，还有一本她自己抄的毛主席诗词。贺子珍拿起那本诗集翻了翻，说：“字写得比你小时候强多了。”李讷就笑，说：“爸爸天天说我字丑，让我多练。”

白天贺子珍不怎么出门，李讷就陪着她在屋里待着。有时候贺子珍会讲以前的事，但不讲井冈山的篝火，也不讲延安的窑洞，净说些零碎的：比如李讷小时候不爱吃饭，毛主席就拿筷子敲她的碗；比如她自己年轻时学骑自行车，摔了一跤，把膝盖磕破了，毛主席还笑她“毛手毛脚”。李讷就坐在旁边听，时不时插一句：“后来呢？”贺子珍就叹口气：“后来啊，后来就分开了呗。”

有天下午，贺子珍从木箱底翻出个布包，打开是件小棉袄，蓝色的，针脚歪歪扭扭。“这是你三岁时候我给你做的，”贺子珍说，“那时候在延安，布金贵，就用旧军装改的。你穿着它在窑洞门口跑，摔了一跤，把袖子磨破了，还哭鼻子。”李讷拿起棉袄摸了摸，棉花有点板结，但布料还挺结实。她没说话，就是把棉袄叠好，又放回布包里。

贺子珍晚上睡得早，李讷就坐在灯下看书。有天贺子珍起夜，看见她屋里还亮着灯，就敲门进来，说：“早点睡，女孩子家熬夜不好。”李讷合上书，说：“我在看爸爸写的《实践论》，有些地方还没看懂。”贺子珍坐在床边，说：“你爸爸的书，得慢慢嚼，嚼透了才有用。他这辈子，就认一个‘实’字，做人实，做事实，对你们这些孩子，也要求实。”

第十天早上，李讷收拾东西准备走。贺子珍把那本诗集又塞回她包里，说：“回去跟你爸爸说，我挺好的，让他别惦记。”李讷点点头，想说点啥，又觉得说不出来。贺子珍送她到门口，没再往前送，就站在台阶上，看着她跟着之前那个大姐走。走到巷口，李讷回头，看见贺子珍还站在那儿，手搭在额头上，像在看太阳。

后来李讷跟身边人说起这事，总说那十天过得特别快。没有前呼后拥，没有刻意安排，就像普通人家的闺女回家看妈。她常想，爸爸说“夹着尾巴做人”，其实不是让他们当缩头乌龟，是让他们知道，不管是谁，都得站在地上，脚沾着泥，心才踏实。现在偶尔听人说“特权”“特殊”，她就会想起南昌那个小院子，想起贺子珍手里的针线，想起那本翻旧的诗集。有些东西，真不是排场和身份能换来的，就像地里的庄稼，得实实在在长，才能结出粮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