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7年5月，阿古柏服毒身亡，留下8个子女、4个妻子、2个孙子。左宗棠没有大开杀戒，也没有一味宽纵，一场教科书级的政治处置就此展开。 就在几个月前，左宗棠大军逼近喀什噶尔。那时清军刚攻克吐鲁番，西线前锋刘锦棠已经进驻库车，距离阿古柏的都城不过数百里。 南疆多地百姓开始暗中联络清军向导，请求早日结束苦难统治。喀什总督伯克胡里虽下令严查，但叛乱之声已四起。阿古柏不敢公开撤退，也无法正面迎敌，军中动摇，情绪紧张。 他亲信劝其西逃，他摇头不语，几日后服毒自尽。 城中哗然。清军进城时未见激烈抵抗，反倒有数百名民众自发迎接。左宗棠没有立即进入喀什，而是命各部严守军纪，并先调查阿古柏残部组织与民情。 三日后，他才进府署，不设庆功、不摆宴席，只令召集喀什长老问政。 当时提督某部将领主张将阿古柏家眷全部押赴兰州处理，以正典刑。左宗棠听后沉默许久，起身去看押解名单，看着长子伯克胡里的名字，眉头紧蹙。 他记得这人曾下令在和田斩杀百姓二百余人，有旧账未算。但翻到名单末尾时，他停下笔，一名五岁幼子名为赛义德，还有两个孙子，也都在押送之列。左宗棠问：“他可曾带兵？可曾施暴？” 无一人应声。 他转头说：“罪在其父，小儿无辜，岂可株连。” 左宗棠命令将未成年子孙送往兰州，交地方妥善安置，不得歧视。他还特别下令，为这几个孩子请识字先生，教中原文化，按同龄孩童待遇供养。 多年后，那名叫赛义德的孩子考入兰州学堂，学成后担任翻译，终生不问政事，也不再返疆。 有大臣不解，问为何不从重处置。 左宗棠答：“兵者诛乱，不为报私仇。治疆者，得人心。” 同年秋，喀什噶尔居民复耕者过半，前一年流亡入沙俄边境的回民开始偷偷归乡。左宗棠宣布：凡曾被胁迫从军、未参与杀掠者，缴械后一律释放，还田还户。 并严禁清军擅入清真寺、打扰宗教事务。 有人记下这样一幕：一次边民上交武器时，跪谢左公仁义。左宗棠走过去将他扶起，说：“我来此，只为一事——安疆。” 他命令将阿古柏府库中的金银全部充作驿站修建、水利开浚和灾民安置。原计划送往甘肃的部分军粮也被他调拨给喀什城中百姓。 治大国若烹小鲜。意思是处置政务要细致、克制、不可操之过急。 阿古柏长子伯克胡里被单独囚禁，其后多次要求与沙俄使节接触，被拒绝。他终究不愿屈服，几年后逃脱，投奔俄方，但再未掀起风浪。有人为此讥讽左宗棠“心软养虎”。 左宗棠只淡淡说：“多杀一人，民心远一分。” 1878年，南疆彻底平定，清廷批准左宗棠奏请，次年设立新疆省，定省会于迪化（今乌鲁木齐）。那年秋，左宗棠回望天山南麓，对幕僚说：“打仗用兵，难在后手；治边理政，难在人心。” 多年后，新疆虽多波动，但始终未再有如阿古柏般的割据之局。赛义德的名字未进史册，但他的后代有人成为西北地方实业家，也有人成为文化工作者。 历史并未忘记他们，他们也未忘记那个让他们得以生存的决定。 左宗棠离世后，一位曾在兰州担任州官的老者说：“西陲安定，不是靠兵马，是靠他那一句‘莫让百姓再起乱’。” 他不靠杀戮树威，而用克制赢得边疆。这，才是真正的强者姿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