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9年，16岁的白薇与婆婆发生争执，丈夫竟然抄起板凳砸向她的背，婆婆见她倒下，扑上去咬断了她的脚筋。白薇好不容易逃回到娘家，不想，父亲却怒斥道：“别不要脸，赶紧回婆家去。”

那天她攥着被血浸透的裤脚站在娘家门槛外，听着屋里父亲的骂声，心里像被冻住的石头。她知道没处可去了，转身一瘸一拐地往村外走，脚上的伤每走一步都钻心地疼，可她不敢停。天快黑时，她在河边遇到个赶车的老汉，老汉见她可怜，让她蜷在车板上，给了她半个窝头。她啃着窝头，眼泪混着干硬的面渣往下掉，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死也不回那个家。

老汉把她捎到县城，她找了家小客栈打杂，老板娘是个寡言的中年女人，看她腿脚不利索，没让她干重活，只让她扫扫院子、择择菜。她白天干活，晚上就着油灯学认字——小时候偷偷跟村里的先生学过几个，现在捡起来慢慢磨。老板娘见了，偶尔会教她两句，说：“丫头，认得字总比不认强，以后自己能看路牌。”

过了两年，县城来了个女子学堂招生，她揣着攒下的几块钱去报名，先生看她虽瘸着腿，眼神却亮得很，就收下了她。学堂里都是些和她差不多大的姑娘，有的裹着小脚，有的剪了短发，大家凑在一起学算术、学新思想，她第一次知道“男女平等”四个字怎么写。有回先生讲起外面的世界，说上海有女子工厂，女人也能靠手艺吃饭，她夜里躺在硬板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心里像揣了团火。

毕业后她没留在县城，揣着学堂发的文凭和攒下的钱，坐火车去了汉口。她在一家纺织厂找了份工，车间里机器轰隆，棉絮飘得到处都是，她每天站十几个小时，脚疼得站不住就偷偷蹲一会儿。可发工资那天，她攥着自己挣的银元，手都在抖——这是她第一次不靠别人，自己挣来的活命钱。

后来厂子换了新工头，见她一个女人无依无靠，总想占她便宜。有天晚上工头堵在宿舍门口，她抄起门后的木棍就打过去，边打边喊：“我死过一次的人，还怕你不成！”工头被打跑了，她却连夜收拾行李，第二天一早又上了火车。这次她去了南京，在一家洋行做杂役，学记账、学打算盘，慢慢成了账房先生。

她在南京待了十年，攒了些钱，开了个小杂货铺，卖些针头线脑、洋火肥皂。铺子不大，却是她自己的地盘。有回遇到老家来的人，说她那个丈夫早就娶了别人，婆婆后来瘫在炕上，没人伺候。她听了没说话，只是给客人称完糖，慢慢擦着柜台。

前两年我去南京，听老街坊说，有个姓白的老太太，一辈子没再嫁人，铺子开了四十多年，攒下的钱都捐给了女子学堂。他们说老太太腿脚不好，走路总拄着拐杖，可腰杆挺得笔直，说话声音不大，却没人敢欺负她。

现在想起白薇，我总觉得她这辈子活得像棵被石头压着的草，没谁帮她，就自己从石缝里钻出来，慢慢长，慢慢撑，最后竟也长成了能遮点荫的模样。说不上多风光，可那份自己挣来的踏实，比什么都贵重。有时候我会想，要是当年她听了父亲的话回了婆家，现在会是什么样？大概早就成了村口那堆黄土里的一把灰吧。人啊，有时候就得对自己狠点，不然命运能把你搓成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