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傅作义到功德林看望陈长捷，陈长捷激动大喊：“你在北平谈判，让我坚守天津，结果你成了起义将领，我成了战犯，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你！”

傅作义站在原地没动，中山装的领口微微发皱。他看着眼前这个头发花白的男人，想起三十年前保定军校操场上，那个总爱追着问战术细节的福建青年。那时候他们都觉得只要练就一身本事，就能让国家好起来。

“蔚如啊，”傅作义声音有些发紧，这是他对陈长捷的旧称，“当时北平二十万守军，还有上百万老百姓。天津要是不打，北平城里的特务就能把和平谈判搅黄。”陈长捷猛地拍桌子：“所以就让我当替死鬼？十三万弟兄的命换你头上的乌纱帽？”

其实傅作义心里清楚，天津失守那天，他在居仁堂一夜没合眼。作战参谋报来天津城墙被突破的消息时，他正在看解放军送来的和平协议草案。窗外的月亮把他的影子拉得老长，桌上的茶换了三回都凉透了。

后来傅作义每次去功德林，都带着几本新出的水利书。他知道陈长捷在战犯管理所学了工程绘图，想着或许能帮上忙。有回陈长捷终于肯翻了翻那些书，却在扉页上划了道粗线：“黄河治理得再好，也洗不清天津城的血。”

1959年特赦令下来那天，傅作义特地派车去接陈长捷。陈长捷走出功德林大门时，看见傅作义站在轿车旁，手里捏着个牛皮纸信封。里面是上海市政协的聘书，还有傅作义自己写的推荐信。陈长捷接过信封，没说话，转身坐进了另一辆来接他的车。

在上海的那些年，陈长捷很少跟人提起过去。有次政协组织参观南京长江大桥，有人指着桥墩问他当年守城的工事技术，他突然红了眼眶：“再好的工事，守错了方向也是白搭。”这话后来传到傅作义耳朵里，他当天就给上海的老部下打电话，让多照顾陈长捷的生活。

1968年春天，傅作义在病床上接到陈长捷自杀的消息。护士说他听完后，把脸埋在枕头里，肩膀抖了好久。后来清理傅作义遗物时，发现一个上了锁的木盒，里面是陈长捷在保定军校时送他的铜制指南针，指针早就锈死在北方。

现在想想，傅作义当年要是把谈判的事告诉陈长捷，天津守军会不会提前瓦解？可那样北平的和平解放又要多多少波折？陈长捷到死都认定自己是被兄弟出卖，傅作义到死都守着那个“为了更多人”的理由。或许在那个年代，每个人都在历史的漩涡里，谁又能说得清绝对的对错呢？只是两个曾经想救国的军人，最后落得这样的结局，实在让人心里不是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