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国民党六十万溃兵退守台湾。 当时国民党军方明确规定现役军人不得结婚，那些溃兵大部分正值盛年，根本受不了，骚扰当地妇女、私下嫖娼引发性病蔓延的事件屡见不鲜。 为了稳定军心，1950年，五十二军政战主任杨锐率先提出建议，主张在前线岛屿设立专属设施，以“制度化方式解决士兵生理需求”。 这一提案与时任国防部总政治作战部主任蒋经国的治军思路不谋而合，很快获得批准。 有人说，“军中乐园”是宋美龄搞的，其实不是。 1952年，第一家“军中特约茶室”在马祖南竿复兴村正式开张，由陆军马祖防卫司令部政五组直接管辖。 两年后，金门紧随其后，在金城镇庵前村设立茶室，因所属电话分机号为“831”，这个代号逐渐成为全台同类场所的通用称谓，军方美其名曰“军中乐园”。 蒋经国批准搞的“军中乐园”，完全照搬日治时期公娼体系的管理办法，分为甲、乙、丙三级。 甲级需配备20名以上“侍应生”，必须有独立卫浴、沙发和电风扇，墙面还要张贴“庄敬自强”、“毋忘在莒”的宣传标语，专门服务尉官及以上军官。 乙级面向士官，房间仅能容纳一张铁床和一把木椅，无独立卫浴。 丙级则是给普通士兵准备的“鸽子笼”，十平米的空间里挤着两张行军床，中间用布帘勉强隔开，最低仅需6名女性即可运营。 军人消费必须使用金防部统一印制的“娱乐票”，票券分军官票、士官兵票、公教人员票三类，1950年代初军官票售价15元新台币，士兵票8元，到1960年代物价上涨后，甲级票涨至30元，仍约占普通士兵月薪的十分之一。 每张票都有限时规定，丙级票最短仅15分钟，超时每分钟加收1元，门口常有宪兵手持计时器催促，呵斥声与士兵的抱怨声交织成常态。 票根背面印着“保险套随票附赠，违者严惩”的字样，但军方从未真正强制执行，士兵们私下戏称“戴套如穿袜子洗脚”，根本不愿用。 这些“茶室”打着军方监管的旗号，实际上都是由娼业老手承包的，说是自愿报名，年龄要满十八岁，实际上很多都是被骗来的，其中不乏未成年少女。 1965年，一名少女被亲生父亲以“去台中工厂做工，月薪能养活全家”为由骗到茶室，直到被推进丙级房间才明白真相，她后来在口述中说：“我哭着求爸爸带我走，他却拿着承包商给的五百块钱，头也不回地消失了”。 官方宣称“待遇优厚，可随时申请离开”，但实际情况是，她们一旦入行便很难脱身，招募时发放的一万元安家费被算作借款，需从薪资中扣除，而大部分收入又被承包商以“管理费”、“伙食费”、“卫生费”等名义层层克扣，甚至连使用的卫生纸都要计价，最终能拿到手的寥寥无几。 1960年代至1970年代初，是“军中乐园”的鼎盛期。 这一时期全台茶室的“侍应生”总数始终维持在800人上下，平均每名女性要服务近600名军人。 这一时期未成年少女被骗的情况更多。 1968年曝光的高雄“慈光育幼院案”中，17名14-16岁的少女被以“学手艺”为由，卖到金门的丙级茶室，最小的仅13岁，因反抗被打断肋骨，她后来在证词中颤抖着说：“他们把我锁在房间里，第一个士兵进来时，我哭着喊妈妈，他就抓着我的头往墙上撞，说‘到了这里，没人会救你’”。 这些女孩如同生活在地狱里，她们被集中居住在茶室后院的集体宿舍，除了每周一次的军医“例行检查”，几乎没有外出自由。 尚义医院设立的“性病防治中心”形同虚设，所谓检查不过是用棉签简单擦拭，再注射一针廉价的青霉素，至于是否真的患病、患何种病，军医从不告知。 一名幸存者记得：“每次检查都像受刑，鸭嘴钳冷冰冰地伸进来，疼得直哭，可军医只会不耐烦地催促‘快点，后面还有人’。染上性病后，就被关在隔离房里，用最便宜的药硬扛，很多姐妹因此不能生育，甚至烂掉了下身”。 1969年，金门金湖茶室曾发生集体自杀事件，三名女孩趁看守不备，用床单拧成绳索集体上吊，其中两人身亡，一人获救后被承包商毒打，随后转卖到马祖的偏远茶室，获救者后来回忆：“死了比活着痛快，至少不用再被当成牲口一样糟蹋”。 更让她们绝望的是社会歧视，一名从茶室逃出的女孩说：“我想回家，可村里人说我是‘军妓’，玷污了祖宗，连父母都不让我进门，我只能在街头流浪，靠捡垃圾为生”。 1987年，在金门经营特约茶室的游自乐，通过茶室管理者吴惜的介绍，与吴惜之姐吴金英接洽，将吴金英16岁的女儿从台北市带往金门特约茶室接客。 这个尚未成年的女孩在短短97天内被迫接客高达3,000多次，平均每天超过40人。 其父江正雄得知女儿的遭遇，彻底愤怒了，这起骇人听闻的案件才得以曝光。 游自乐案发生时，正值台湾社会处于解严前后的转型期，民权意识觉醒，妇女运动蓬勃发展。 案件曝光后，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下，台湾军方不得已这才发布通告，宣布要"慢慢取消"特约茶室制度。 1990年，金门最后一家特约茶室关门大吉，而马祖地区的最后一家茶室"怡春园"则在1992年废止，标志着台湾军中乐园制度彻底走入历史。